对话

非常感激老师给我评语：

暐淓：
你好！首先祝你新年好！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吉祥如意！
由于年底的事情颇多，所以一时无法对你的作业进行认真的阅读。最近一段时间略微空闲一点，故认真地阅读了你的作业。以下是我的体会：
作为一篇作业来说，你做的非常完美、完整，充分地显示你的专业理论知识的扎实和你的学习态度的认真，令我钦佩。从你的作业上来看，你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思考，虽然在某些方面的立论还值得深入细致的推敲，但你通过小说发展理路的梳理和对小说创作所反映的社会人生问题的评述，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应值得充分的肯定和发扬光大的。你的思路很开阔，你的思维也很活跃，所论述的是小说，但其中又洋溢一种中华文化的精神，有一种中国文人所强烈追求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的民族文化情怀与恢宏的视野，也许深层次地反映出你对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整体思考。我认为这是你的最大的优点所在，应该保持和发扬下去。
如果要说有不足的话，就是要在今后的小说阅读中，能够更全面地顾及到小说文体的自身特性，因为小说毕竟是虚拟或虚构的艺术作品，它不仅仅只是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和历史风貌的单纯反映，同时它还是作家主体精神、情感的表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心灵情感的对应物，它不同于新闻报道，也不同于诗歌、散文等其他文体，它有自身独特的艺术规范，故在思考中国现当代小说时，还应更多地考虑小说的艺术特性，即作家是如何通过这种虚拟或虚构的文体来深刻地传达出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思想、情感和心灵的奥秘的，不要过多地将小说只仅仅地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单纯反映，或某一个作家的思想情感的产物。
我的体会不一定对，仅供你参考。
再次谢谢你！

我的回响：
谢谢老师那么用心的读完我的作业，也很用心的给我写了评语。谢谢您很好的评语。您的评语除了让我惊喜，也让我受之有愧。

我是个思想大于行动的人。没有推动力，我是不会行动的。与其说我思路的开阔，思维的活跃，不如说是老师给了我很好的启发。我没有胸怀大志，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对社会、对文化、对历史的整体思考或许是我深层的潜意识，需要激发才会出来的东西。我是十分十分的被动，不会如何去主动，所以该怎样保持与发扬好像没什么概念。至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的民族文化情怀，我想我是有的，但那只是经常让我陷入无奈与郁郁情怀之中。我喜形于色，七情上脸，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跌跌撞撞。所以这样的一种忧患精神，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哦！

谢谢老师给我的忠告。我不应该也没有以偏概全的意思，我完全没有否定小说是一种虚拟或虚构的文体，它在深刻地传达出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思想、情感和心灵的奥秘的独特的艺术规范的事实。我也非常喜欢及欣赏小说的艺术特性。 或许当老师太久了，说教说的太多了，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太重了，以至主观性太强了。小说是作家主体精神、情感的表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心灵情感的对应物，我和你有相同的体会。 真的很佩服小说家的精神与毅力。

谢谢老师的赞赏，对于我的民族文化情怀与恢宏的视野，及对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整体思考是可取的。我想应该走出我的不自信，我不该把自己困在自己设下的小框框里。谢谢老师的不断鼓励，让我看到了我的才华与能力。我应该是可以更自信的，对吗？未来我是可以找回我的自信的。

体会是没有对与错的，对吗？我们只能说体会的相同与不同而已。老师的课我还想多上一次，希望下次老师来上课，我可以来旁听。如果没有这堂课我是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也不会有我的思想上的成长。谢谢老师的意见及启示。能用心的老师已很少见了，真的很感激。

只想谈谈中国现代小说

之前对小说涉猎不多。看的最多的是亦舒与金庸的小说。当年当图书馆负责老师时，用完所有的拨款满了一大堆的金庸与亦舒，‘不遗余力’从吉隆坡乘巴士把书扛回学校，希望与学生可以共享好书。但因为学生的废寝忘食，而引来家长的投诉，在学生太热情回报下，最终它们的下场是全数被校长没收，永不见天日了。后来也看了西西、李昂、白先勇、李碧华、王安忆、张贤亮、莫言、张爱玲、三毛等。很惭愧的，除了张爱玲和李碧华，其他的只是略微看看。但听完老师的课让我有了很多的想法。尤其是在整理完老师的讲义后，有了很多的领悟。让我找了许多的小说，看了一篇又一篇。让我知道了很多，很多，看小说比看文学理论批评，古典文献来的容易，来得轻松，也有趣的多。让我对小说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识。文章并没有以十分正统的论文方式书写，因为开始时只想以一分作业的性质去把我所看到的，学到的，感受到的记录下来。

引言
现代的人，已经没有“斤斤计较”的兴趣与意愿。他们读书不求甚解，不肯浪费时间深求文字背后的的微言大义，大部分的人都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地和现代社会打成一片，呈现出我行我素，只要我高兴就好的境地。他们连文化价值也弃之不顾，那有闲情和咬文嚼字的学究辈打交道。重振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有必要的。有人说小说已不适合在当今这个时代，有许多人已不耐烦看小说，但也有人说要看的人，再长还是会去看的，不要看的人，再短他们也是不会去看的。长，不是影响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如老师所言小说的文学地位是不会动摇的。小说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不能说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因为没有文化的民族是落后的，没有文化的国家是让强国任意宰割的对象，没有文化的城市是贫瘠的。文化的存亡对一个国家及民族的存亡是相呼应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小说作为文学的一部分，都是这个体系内所不能或缺的。
以下就是我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总体看法。

小说的社会功能
我想从唐代古文运动开始提倡的“以文明道”、“以文载道”所说的文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对于小说是必须的。如果文学失去了教化与感化的作用，文学的价值的存在意义是大打折扣的。文学也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极端的把道作为文的唯一功能，但道一定为一部优秀小说的必要条件，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道德沦丧的新时代。《红楼梦》为什么是一部绝大著作？根据王国维所说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根本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近数年“终极关怀”与“悲悯情怀”已成了时髦话语。如莫言所说的：编造一个苦难的故事对于以写作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我认为小说的最终目标还是必须追求“真、善、美”。儒学的诞生也是在政治极度混乱，礼崩乐坏时代。孔子面对周文疲弊，要“拨乱扶正”，创始了儒学。在政治的崩溃，人伦的败坏与道德的堕落，人民的生活的水深火热，贫富不均等的社会时代背景，因而产生了“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或主张虽然从学术观点来看不尽相同，目的却是相同的，就是救世。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以挽救。文学是成了主要的内容，在这里文学成了主要的工具。之后的中国总有一批有良心，有理性的知识分子站在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的幸福立场，为历史文化的开展，学术慧命的延续以及共同意识的兴发而努力，而奋斗，而牺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岳飞；从“讨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到“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和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无数铮铮傲骨的人物，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词，警世之言，闪光而伟大的名词都代表着一页页感人致深的历史和时代精神。无不张扬着道德的大旗，耸立着一座座人格的丰碑。文学的社会功能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承传着。中国最伟大的画家吴冠中说：“世界上可以没有齐白石，但绝对不可以没有鲁迅。”在谈小说的同时，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一定要谈的。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实质意义，最富思想文化内涵的文学家。鲁迅就选择了小说作为主要散播其思想的管道。鲁迅的一句名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杨义说血脉承续与新潮激荡，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富有生命力或动态感的总体结构的两个纵横的坐标。少了其一，便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失其本色，或竭其活力。两个坐标并设，是人文化成之道。最有力的例子是美国的国家人文建设，1940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大力呼吁要把“我们文化”中经过烈火考验的精华，传给青年一代，并强调这是关于一个民族的“生命延续”的问题。而只在一两百间，就已使到美国文化以灼热的光芒照射全球。而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及在世界上属于第一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中国人文学者应该好好利用及珍惜的。这是不应为了顺应西方潮流，所可以放弃的，而是必须加以发挥及发扬的。是故杨义提出了“世纪理性”，把鲁迅研究置于世纪的广阔视野和文化思维的历史高度，在文化生命形态的转换，思维方向与世纪方向的交替，达到新的精神深度。他知道旧的必然崩毁，新的必然到来。对传统必须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还要点化精华生命之生命的过程。这就是鲁迅说的：“扬荡尘埃，斥伪返本”。鲁迅的成就不止在于他率先以西方文学的风格及写作技巧，从事小说创作；也在于他的先进观念，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卓见，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腐败，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他的极富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他的《阿Q正传》是最早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中国现代小说，而它所强调的正是民族的自我批判精神。它发挥出来的社会功能是有目共睹的。
现代的文化语境，与鲁迅时代已有天渊之别，而人类的工业文明已转入了电脑文明，在强烈的文明冲击中，最终电脑文明将会瓦解工业文明规模生产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意识，中国人更应把五千年的丰富资源与智慧，转化为中国现代人文智慧的深厚基础和资源，对外来文化抱以开放及借鉴的参照，培养出自身的文化创造机能。人文建设为立国之本，在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崛起，互联网络通行，西方文化及技术在信息流通中占有很大优势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把自己民族精彩的，代表智慧的东西贡献给世界。证明中文小说绝对是可以出得了大场面的。

“人的文学”观的兴起
五四前后，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超越了原有的人文主义，获得了现代的“人的文学”观。“人”的观念要求文学从封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描写活生生的人，呼吁人的自由与解放，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文学观的转型。到了梁启超后，个体意识已被国家责任意识所遮蔽，文学具备了关乎一国命运的重要性，文学也以表现“国家”为重要内容。他甚至认为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巫狐鬼等中国人的封建思想的旧观念是受旧小说的影响。所以欲治腐败的根源必须从小说开始而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说，由此而引出了对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和小说对群治重要功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梁启超主张以“欧西文思”的输入作为“起点”，明确的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开始了东西文化思想的直接交流与融会。梁启超也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情感的钥匙就在音乐、美术与文学上。由于文学是以最强烈的情感去引起人的情感的共鸣，所以才会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使小说具有“熏”、“浸”、“刺”、“提”这四种艺术的熏陶。梁启超把小说革命作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的最有力的武器来看待。他在宣传小说的社会作用时，走向了极端，往往片面地夸大了小说对现实的作用，甚至颠倒了小说与生活的关系，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几乎可以改造世界矣”，虽然梁启超有些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但对小说乃至整个文学的革新仍是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也证明了小说对人的思想的启蒙、精神启迪、社会改造的重大功能。而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小说作用时，看到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肯定了社会对小说创作的决定性。文革之后，小说家成了民众的喉舌或心声，当民众感觉到有话要说，小说家便抢在前面说了。许多人将那个时期定位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很多的人热衷于读小说，看小说，而且几乎每篇小说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许多话都靠文学说出来，如老师说过的卢新华的《伤痕》，还有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等等。王安忆指出1987年获奖的作品，全是说出了人民心里想说但不知怎么说，说不好又不敢说的作品。今天小说家更被赋予了心理治疗师的功能，读者都希望作者可以解答他们生活当中或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作家就好像是社会学家，作家似乎有必要对社会上的许多问题负责任、解答读者的难题。
鲁迅弃医从文后，正式着手精神启蒙工作，构建“立人”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决定了人的依附性，人被各种关系所制约、支配，个性被扼制以至完全丧失，成了“非人”。“立人”的思想建立的重要目的在于将人从旧的关系结构中解放出来，恢复人之为人的自由特性，从而赋予人以新的性格。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认为人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然的。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与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都应该排斥改正。闻一多的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反感，他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东方的是精神的。而将视线转回儒家文化，将中国文化神圣化。或许这是一个弊端，但我认为那个精神与文化还是必须保存的。

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
中华民族喜欢隐恶扬善，连文革这样的灾难，都可以只说过去的事免提，继续过日子还是比较重要。虽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的韧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华民族的懦弱，拒绝看事物的赤裸裸的真面目，所以这样的批评反省是不够深刻的，产生的作品也不能惊天动地。由于改革的不够彻底，入木三分的文学作品也难于产生了。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指出：“生命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不能从心所欲，另一种是从心所欲”前者是古典希腊的悲剧，后者是近代的欧洲悲剧。后者表现了雄奇诡丽的的生命之下，却在其背后隐伏了虚无主义的情调。方东美回国后发现中国的哲学精神比欧洲希腊的更圆全，更健康。所以在中国哲学精神的影响下的作品，应该是世界独有的，与欧美文学是大相径庭的。把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比较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虽然在文学的角度上来看是有共同之处。
沈从文将自己创作比喻为建庙宇，“这庙宇供奉的是人性”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能，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能……”。《边城》就是“人类美丽与智能”的符号化形式，一个现代人精神上向往的美丽的神话世界，隐含作者的性情及理想的对象化存在。隐含作者的性情，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渴望及其美学的原则，是现代神话的创构原则，湘西的人性美及人情美则是其灵魂。他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叙述者经由主人公的形象自觉地完成了作者的审美意图，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无论在情感上还是道义上的距离几乎完全消失了，他始终维护着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和谐统一，与文本的人性美、人情美相应和，让语境显得和谐、自然，让读者忘情于人性美的氛围中，将语言的乌托邦当作真正的存在，忘却世俗的纷争，灵魂得以慰籍。湘西代表的是健康、完善的人性。他曾说“湘西代表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也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这是典型的中国小说所应保存的精神，使这种精神把中国小说从世界其他小说脱颖而出的因素，或是使中国小说别于其他国家小说的基本因素。这是当我们在学习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及先进的写作手法等时，所不能丢掉或遗忘的，也是中国小说所应保留的特色。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化，同时的对外来文化进行深度的中国化的改造，不但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大国文化的前提，也是小说创作所应抱有的态度。
再举一个例子，老舍一再强调的“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自我的批判”，警戒“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这个思想到今天都仍是先进的。他以小说剖析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学科建设包含着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包含着历史反思和社会激情。如杨义所说的接纳新潮，中西文化的碰撞，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思潮流派等等，都是这个民族尚未了结的世纪性命题。对老舍来说，为神圣民族解放战争所唤起的那种坚韧不屈、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是可以成为新民族、新国家的精神力量的。这种瞻望未来的眼光，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个小说文化内涵的例子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视野，是现代武侠小说家所不能超越的。例如对统治者的判断的取决于人民的生活、社会的进步，而不应以种族作为区别。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对于身在不平等政策的国家的我，是感受很深的。他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探索，在小说中表现了人性的深度，成为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化文本。他的故事的情节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是其广受欢迎的原因。他把古典的白话文推展到高峰。他描写的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人事、甚至连主人公的缺点陋习都是非常中国的。金庸的小说集儒释道于一身，兼顾传统的忠孝仁义理念，再加上未曾欧化的生花妙笔，是其小说成就之高的重要要素。金庸在一次访问中指出，现代有些作家不注重文字，文笔公式化，写作方式欧化，缺乏中国文字风格。他认为中国传统文体，审美特点，文字之美，一定要保留发展。“假如写小说只讲故事、讲思想、讲主题，而文字不美，假如中国精炼独特的优美文笔风格不为人重视，那是很可惜的。”金庸十分注重文字的工夫，他小说中经常有山水意境的风景描写，独立欣赏的话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他小说的历史感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建立在通俗文学的模式上，但他融入了中国的文化因素，加上他特有的典雅的文字魅力，可说是集雅俗一身的超越时代的作品。这不是应该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集商业与人文为一身的高素质作品。
另一个集雅俗一身而又走在时代的先锋的小说家就是张爱玲，她以她的天份和独特的生活积累条件，使到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虽然她未能实现让她的作品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她使到了中国文化足于面对世界，对港台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是中国文学界的热点，不仅改变人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还影响到当代的文学创作。但现代人对张爱玲的推崇的过分偏颇是值得关注的，如李泽厚的论点是对的，他认为艺术不能只看文学技巧，如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比是很可笑的。他反对这种偏颇的审美鉴赏。张爱玲小说的境界、精神、美学含量等，与鲁迅相去太远了。李泽厚以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子说：“要论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不如屠格涅夫，但他的思想的力度所推动的整体文学艺术水平却远非屠格涅夫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正在于他那种叩问灵魂、震撼人心的巨大思想情感力量。”而这也是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期待。

中国现代小说的心灵与情感世界
《易经》中有一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回顾世界民族的兴衰历史，没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不在经济繁盛的同时，开展出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创造，并使之化入自己的血肉灵魂之中，作为精神形态的生命线。今天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时代，而中国也意识到了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建立是的重要。人类文明史的实例，印证了重经济而抑人文，或重人文而轻经济，都会造成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失衡。谈小说而谈到这些好像扯得很远，但仔细分析它们是有关联的，如老师所说的：小说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不应，也不会消亡，因为小说像其他文体一样，寄予了一个民族诸多的想象和心灵情感。它对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建设是有其贡献的。也许，小说发展会处于一个相对的低潮，但小说总是以对应一个民族心灵的方式，深深地传达出隐蔽在心灵深处的个人和民族的情绪和情感。文学创作作为影响极大，渗透力极强的精神行为方式，在国家民族的协调发展和长治久安中，负着充实民魂，鼓舞民心，振奋民志的审美作用。王安忆所言：“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属。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又如杨义所说的：“它应该是以丰富多彩的精神探索和创造，滋润自己的父母之邦的积极想象力、创造欲望、图强意识、忧患情怀、以及对美的执着追求。”这与我所想的非常的吻合。
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把“小说是创造”的这方面做得很好。感情缺乏了理念和理性的支持和推导，它就会慢慢的衰退，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淡化了。现代人越来越不会动感情了，时代对艺术的要求也越来越少了。作家的的现实处境越来越好，利益成了创作的目的，文学的价值也衰颓了。感情是小说的灵魂，是作家建立小说心灵世界的动力。一部好的小说必须是有感情，感人的。
王安忆把这种感情称为“心理经验”。这是为什么有些作家生活经验丰富，但小说写得贫乏；而一些作家一生过得平淡，但是却写出了十分优秀的小说。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去创造心灵世界是因为被他的心灵景象，被他的心理经验强烈驱动。还有我们说艺术家与精神病就只差一步。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理性的缺席与否。而艺术家与一个优秀的作家在这里是有共同点的。他们以他们的理性将他们和人群不调和的情感创造出一种东西，这种冲突四起的情感象岩浆一样有着一股强大的能量，如果没有理性的控制，如果没有把它铸造成一样东西，它极其可能把一个人毁掉。这是为什么，自古以来，那么多的优秀作家发疯或自杀。对于感情丰富，触觉细腻的作家，最能感受到生命的轻与重。生命对于他们是不能承受得轻。尼采的1889发疯是必然的。如瑞典剧作家斯持林堡，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莱奥帕尔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法国作家卢梭，德国作家荷尔德林，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均因其内心痛苦超过人的忍耐极限而导致精神分裂。老舍，三毛，海子，顾城，海明威，杰克•伦敦，莫泊桑，伍尔夫，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张纯如、王国维等许多的优秀作家都是自杀身亡的。作家必须很理性的使他们原始的冲动变成一种强悍的生命力，他们必须能够忍受人群外的孤独，他们必须能够在人群外保持自己，还必须能够将自己的特质表现与众人之前，这就是创作。这些创造者是特别具有情感能力的，他们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有痛感，还能一触即发。他还必须有力量把这种痛感，这种情感推到一个高度。而这个感情的质量取决于作者的能力。小说的创造不能让感情在处理技术化之中流失，还必须冷静的处理，使它最后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所以理性是不能在此缺席的。作家的感性与理性是必须共存的。写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说要求感情到成品的转化过程是长远而复杂的，当中必须转化为故事、人物、情节、还要有个归宿，首尾贯彻。感情要饱满，技术要周密。这个就是辨别小说家的优秀与否的条件。

中国现代小说的时代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赞同聂华苓所说的现在的作家已经没有以前那一代作家的经验深度、思想深度和文化深度了，但我是赞同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把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作家作比较是困难的。如张贤亮的小说，文字功力与思想深度都不错，但只能代表他的时代，其他的现代作家如王蒙、莫言、李锐、刘恒、苏童、余华等，都有着他们各自的时代。中国的作品的本土气息还是非常的浓厚，有着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经验。它的好在于这种深厚的根系。如对李锐而言“文化大革命”是近代史的转折点，从狂热转向冷静，从迷信转向幻灭，从盲从转向知觉，而中国的几代人都经历了这个历史的巨变。插队的六年对李锐来说是个人命运和历史的巨变的最深刻的遭遇，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这场遭遇的流变、弥散和延续。是这种深刻的遭遇让李锐写出了深刻的作品。如他所说的文学要做的事就是从历史的湮没中打捞生命的记忆和万千感受。创作首先是深刻地表达了自己，而这个自己又不仅仅是一个所谓乡土的自己，中国的自己，还有文学的自己。他把强烈的现实感与历史感写成文学，写出不同于他人的文字和刻骨铭心的感受。这个被喻为最靠近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成功的把最有生活原汁原味的的语言运用在他的小说中。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说：“李锐创造了新的小说写法，他的语言是中国其他作家中所没有的。”
对现代的中国小说作家，不乏本土味浓烈的作家，例如莫言、刘恒、张炜、刘震云、李锐、王朔等，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对中国民族本位文化的揭示。莫言的小说我们发现了中国民族的性格的重新指认；刘恒的小说中的对被压抑乃至被扭曲的中国传统和当代人性的表现，达到中国文学少有的深度；刘震云对权力制度下的当代中国生活进行了尖刻的讽嘲；李锐的在东方与西方、现代化与本土化的两元对立的中间道路，他看到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创新的刺激作用的文学经验，是一种普遍的理想化的美学价值，是一种人类性的经验；王朔在混杂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生活的中国背景前的小说叙事中抓住了当代中国生活最生动的侧面。对于他们“东方他性”、中国特色、地域文化特征不是他们刻意追求的东西，“刻骨的真实”表征的美学法则才是他们的本意。对于他们，在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是没有不可以穿越的天然屏障。他们相信了“人性的共同性”。我们看到中国作家的不断努力的追寻一种普遍的文学法则，寻找个人创新的艺术方式，探讨共同人类性的命题，而且达到了前所没有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在人类性的意义上，表达人类存在的历史境遇，理解文学的美学法则。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等已把小说的叙事功能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把中国小说的推到与西方现代小说同步的高度与难度了，使现代中国小说具有了丰富性、复杂性和自足性。他们使中国小说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容特征
小说的情节与故事很重要，它的要求是写人生的真实面目，人间的面目，它必须是反映现实的。作家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和代价去争取小说的真实。这是一般性对小说的要求。纳布科夫对小说的定义是“事实上好的小说都是好神话”。李洁非说：“小说应当如小说自己的逻辑来构筑、表意和理解。”、“神话的本质，实际上乃是对于自然、现实、现验的逻辑的反叛。”王安忆则把它命名为“心灵世界”，它绝对是个人的，它如近代科学技术产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大众、市场等的要求。一部好的小说绝对是由一个独立的人，出于他个人的经验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它带有很强的心灵特征，即完全个人的精神特征。作家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性格、性情、都会在此有所表现。现实世界为心灵世界提供了材料，作家把这些凌乱孤立，杂乱无章，无序而没有逻辑的材料组合构建，在重新构造一个小说里的心灵世界。思想决定了现实世界的材料以何种形式在小说世界里运用，也决定了这个心灵世界的完美程度。而这个心灵世界的价值就是开拓精神空间，建筑精神宫殿。人类不断的探索与寻找世界的真实面目，而一代一代的努力，留下了文明的足迹。神话消失了，世界越来越清晰了，到了廿世纪，几乎所有的“好神话”都消失了，他们被真实取代了。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家在想尽办法，要将小说与真实拉开距离。有人从心理学去寻找畸形反常态的心理及人性的表现，有人从相对论寻找时空错乱的根据，有人亮出魔幻的武器。作家们从各种理论中寻找途径，到消失的神话中再度发掘宝藏。然而现实巨大的力量仍然束缚着作者的想象力，在现代小说的所有的变形反常的外表之下，其实还是一颗现实的心。由于现实的纠缠，二十世纪的作家，还是走不出影射、象征式的描绘。这个心灵的价值，不是由它的真实性来判断，他或许是没有用处，但它是一个理想，它照耀我们平凡的人世，显示了神力。它标志了一种人的思想的神力，表明了人的智慧，人的逻辑思维能达到的高度。这种境界不是以真实性和实用性为价值，它的价值只是作为一个人类的理想、一个人类的神界，绕了一个圈子后，还是回到了“好的小说就是好的神话”的终极理想。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
中国现代的小说家分成了五个层次，五四时期及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坛的主力军，文革以后在新时期崭露头角的作家，八十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先锋和新写实作家及新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最后是九十年代崛起的更年轻的从重负荷文学解脱，自由个人化的一批作家。这五个层次的作家组成了充满了生机活力的写作队伍，造就了九十年代充满了生机活力的中国文坛。
夏志清曾说过西方人宗教信仰越来越薄弱，十九世纪西方小说的黄金时代将是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情形却恰恰相反，中国的文学传统是入世的，关注人生现实的，富有儒家的仁爱精神的，这个传统进入二十世纪后才真正发扬光大，走上了康庄大道。自从专制政体瓦解、改革开放后，读书人从消极，明哲保身中解放出来，才有胆量写出他们心里要说的。大体上来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更正视现实，关怀民间疾苦。文学应该超越政治、宗教等界限，是自由思想的产物，如果是被迫按照一定政治模式或不允许不同政治见解的作家发表作品，文学不会被世界所承认。文学作品应该象其他艺术品一样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较优秀的现代中国小说，无论是属于讽刺性或人道主义的，都显露出作家对当时中国风俗与伦理道德，有足够和充分的认识。现代中国小说，虽满纸愤慨哀怨，但富于写实。翻开历史现代小说家中，从鲁迅到张爱玲，他们的共有的基本特色就是对写实的真诚，文辞没有宣传性。如矛盾与张天翼最优秀的小说蕴藏着个人的深厚的情感，与写实的底子；沈从文与老舍的小说中有着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事物的否定，但也有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深切的了解及对中国前途的乐观，它的民族的卓绝忍耐性，当前的式微，及复兴的远景。这些优秀的现代中国写实主义小说家对中国当代生活作了认真而清醒的检讨。他们以糅合了怜悯之心与讽刺的手法写出了国家的积弱与落后，透露了对现实丑陋与厌恶及自怜。据夏志清的说法廿世纪的西方伟大小说家时，都可以马上联想到他们个人不同的想象世界，人物与景色跃然上纸，每个世界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道德问题和七情六欲，而中国现代小说中，如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和沈从文就是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那已是30年前的事了，之后的80年代及90年代，中国还是出现了许多的优秀的作家。小说形式如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及小说派流如现代派、先锋派、实验派新写实派的作家的作品中的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使命感，仍然是有价值的。

八十年代小说的发展
80年代的文艺复兴至文艺思潮的发展，文学在发展中自觉地、大规模地把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作为革新文艺的主要参照。这一时期的小说都涉及到了现实主义的核心，也就是现实的真实性，文学中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渗透对文学产生广远的影响。它给文学创作所开启的命题是巨大的，深刻的。而最直接的启发是文学开始了以“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这个时代是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取得的最可观的实绩。
80年代的整个文化思潮背景及文坛受到了西方哲学、美学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80年代前期受启蒙主义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启蒙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而后期受到现代意识和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影响，小说创造出现多元趋势。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创作作家们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对改革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描绘。我们完全不能否认这些作家们的探索人民灵魂、精神、命运的所取得的成就。当代的小说家们围绕着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批判与重建，艺术观念的解放与转型，展开了多元的探索。而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是其中最具影响了的西方思想家。这种“泛性论”渗透在众多中国小说家的创作之中，许多的创作如张贤亮、苏童、莫言、贾平凹、王朔、王蒙、刘索拉等的小说中都有深入的影响痕迹。后来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热”盛行，接下来由于一大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被引进中国，形成了现代主义与一直为中国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相弈相补。
这个时期的主要派流，激进派的先锋小说家的崛起是不能不提的。80年代的“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1985年后，先锋派小说兴起，小说创作的先锋、试验意识日益强烈，现代主义倾向日益明显，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塞林格等等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日益增强。苏童、莫言、余华、王朔等等在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的淡化时代背景、情感冷漠、零度感情、注重叙述方式和语言策略的实验，显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倾向了后现代主义。许多的文学史的文本中都列了许多这个时期的中西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所以不再累赘重复了。他们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先锋小说的作家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及消解，在文学的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放弃了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也放弃了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中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游戏式的叙述，文体平面化，结构上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多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80年代可以说是在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位置在于其思想价值与艺术探索方面所展示的丰富内涵。以另一类小说寻根小说为例，它们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筹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九十年代小说的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走向是文学的商品化及市场化。在8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到了90年代则已逐步全面地卷入市场了。文学不是在真空地带生长的，它不能不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与和制约。它不能完全逃避商品社会的干扰。如果在商品社会中要坚持完全摒弃商业主义，坚持纯粹的人文主义，那么文学就会失去其生存空间，尤其是小说。有人开始试图在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之间进行整合。如陈俊涛说的80年代文坛的分野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野，而90年代则是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分野了。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精神文明的境界，对人类的命运、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不能单纯投合短暂的、世俗的、消费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中心的确立和商业时代的来临，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态度都起了变化，文化越趋世俗化。文化与非文化的区别越发含糊。影视传媒，电脑科技、网络资讯一日千里，让人们的生活步伐及节奏不断的加快，人们已不耐烦文字的阅读，影视网络更为受落，人们更倾向于以影视画面来娱乐取悦自己。文学的精神价值也变得模糊。我们可以说市场的实用性贬低了思想的无形价值。市场概括了大多数人的需求。这种需要较贴近个人自身的需要，日常化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需要。90年代开始文学逐渐由中心退居边缘，文学不得不接受商品社会的法则的侵袭，使到文学不得不频频制造热点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媚俗性反而成为文学得以繁荣的动因，文坛呈现了一片的热闹的景象。
90年代各类文学的表象、口号纷纷涌现，有“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新闻小说”、“文化关怀小说”、“新乡土小说”、“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移民小说”、“新宗教小说”，在这种热闹背后，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无奈，也意味着文学必须寻求的新的发展路线。21世纪的商业与网络文化语境使到中国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盘剑老师把电视剧与电影放入20世纪文学思潮课程是有道理的。把文学的精神放入电影电视剧中，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是文学发展的延续也是必然的趋势。网络小说的兴起已成为了文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的文学势力。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改变是受环境所逼的，但我想对文学家与小说家来说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中国作家有着很长的禁忌写作的环境与传统。他们为自由写作理想的奋斗终于得到了自由，虽然有些禁忌和限制还是存在的，和之前的比较已算是跨进了一大步。文学的边缘化使到90年代成了自由、自主的文学时代、一个真正反映个性特征和多元发展的文学时代。
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续写实小说的写实，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原状生态”的还原。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新写实小说采取了客观的叙述态度，主张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批判的冷漠叙述。后现代主义的“怎样都行”的信条，带着不确定性构方式，加之怀疑与否定的内在性的流动，由此颠覆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原则，先锋小说形成了一种从自我存在出发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文学思潮。
二十一世纪文本小说的影响力已受到了挑战，网络小说已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大幅度的扩展。在多元化的发展下，也出现了许多的不好的现象，如作家浮躁情绪的充斥让作品表现的粗糙和肤浅，一些青年作家对优秀传统的否定，作品的过于强调官能刺激等等，都是应该要受到关注的。在市场背景下，最受欢迎的作品包括了纪实类的，言情、武侠和推理类的作品。前者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后者满足了人们的做梦的心理。它们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种希望遭遇奇迹的心理。因为市场化使文学呈现了某一种层面的真实面目，开始接近事物本身。市场使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或许又有人说市场的格调不高，它只是迎合小市民的庸俗心理。小说家必须试图在这点上寻求一个平衡点。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兴起
90年代后期的长篇小说的发展到达了繁荣期。据统计这时期的长篇小说已达到年产800至1000部的水平，中国作家进入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高潮期。与此同时“数量多，质量不高”也成了不争的事实。但数以千计的优秀长篇小说的诞生却是令人振奋的。这时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多元风格的艺术倾向。有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也有探索创新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前者我们有张承志、王安忆、王蒙、刘心武、贾平凹等。他们基本上是在传统的创作格调中进行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和观念的革新。后者我们有苏童、余华、莫言、格非、刘震云等的先锋作家、新潮小说作家及新写实作家。他们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经过技术革命的的洗礼后，更趋于写实。而60年代后出生的晚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更注重“私人性和人性的特征”。表现的风格更具随意性，在叙写灵性的同时，也可以无视社会公共空间的存在。90年代的变化使得中国小说进入了另一个新天地。艺术的可能性和艺术的表现的空间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拓展。
莫言对长篇小说的定论是：“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那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依莫言所言近来的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印刷、包装、利益、浮躁心态、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不只是物质生活的贫困，也包括了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的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大作品，而从盗版影碟中获取创作资源，就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小玩艺儿。对莫言而言一个作家能写出并写好长篇小说，关键在于具有“长篇胸怀”，有大山谷、大山脉、大气象的大家手笔、有粗砺莽荡之气，有容纳百川之涵。大苦闷、大抱负、大悲悯、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是长篇胸怀的内涵。长必须如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的辉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好的长篇小说必须要有密度，密集的事件、人物和思想。思潮的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好的长篇小说必须要有有血有肉、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人物，多种冲突和绞杀的思想。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的思想，只有所谓的善和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的。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就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而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结构上、语言上和思想上的难。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组成部份，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语言是必须具有鲜明个性，陌生化的。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不需要投机取巧、献媚撒娇。它不需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以上就是莫言对长篇小说的定论。
90年代其中一个现象是，有一部分的作家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对精神的负面影响，感觉到了中国文学的精神贫瘠，而致力于以长篇巨作来弘扬人文精神和对思想性的追求，创作了具有鲜明的史诗性的小说。虽然它们的小说地位受到争议，无碍于史诗的思想性和哲学品格的追求，使90年代的历史小说取得很大的成就。历史小说以它们对历史的观照的独特性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受到了大众的热烈的回应。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白鹿原》和张炜的《九月寓言》。《心灵史》的艺术魅力来自叙述者的强烈抒情色彩和现实忧愤、深切的人文情怀和丑恶与暴行的愤怒控诉成为了小说中的笼罩性的精神情绪。小说的文体中溶入了宗教、历史、文学，除了呈现出开放自由的风格，也表达出了优美的散文和诗歌笔调的所构成的诗性。文字表现非常的激昂，很好很美的诗，是张承志一直追求的文字之美，而这种美不是空虚的，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书中的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每个小说家穷其一生所必须努力去解决与寻找的吧。对比余华的《活着》，《心灵史》是让活着的绝望开了一扇门，一个可以继续勇往直前的精神空间。《九月寓言》的火热与奔腾的世界，是对历史与现实的颓败命运进行了寓言性的观照。荒诞的历史场景与破碎的现实画面相互映衬，表达了作家对现代文明与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白鹿原》中，陈忠实以其深厚的生活和艺术功底建构了一个容量巨大、蕴含丰富、艺术震撼力强劲的独特世界。小说中对“民族灵魂的秘史”的描绘一如他在扉页上引用的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的深度在于作家对特定历史状态下的人生命运与人生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揭示了历史演变的偶然性与历史命运的必然性，开展了历史与人性的特殊关系。人性的悲剧性与主人公形象的复杂而丰富的人性的解剖，构成了小说最为惊心动魄的要素。而其浓郁文化意识与文化品格有着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陈忠实以现代意识来剖析儒家文化的命运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内涵。作家们用他们的作品表达了种种关于社会、人生、历史的深刻思想，力求把自我塑造成纯粹的“思想者”。思想主体从集体性的“大我”转向个体性的“自我”。思想性的追求带给小说的巨大进步，使得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沉重、深厚的内涵成了重文体。其中的表表者包括了王安忆、莫言、余华、张炜、张承志、孙甘露、苏童等。
另一个力证纯文学在面对90年代商业语境中所带来的生存与发展挑战中并没有被消灭的文学产品应该是写实新潮长篇小说的复兴与崛起。这些小说的主题是对人类生存的追寻。它们的特色是人类性，抽象性与寓言性。对人生存状态和生存图景的描绘以及对人终极命运的关怀，是这些小说所描绘的主题。在写实的新潮长篇小说中总是设立现实和历史的对比结构。在此这种主观想象中的虚拟“历史”是一种人类命运中笼罩性的精神氛围和心理力量。而“现实”的意义是对“历史”的冥想和回忆。小说所描绘的是“历史”的一种崩溃和颓败状态，与历史溃败因果相关的是人的颓败和沦落。作家们放弃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对人的乐观和理想的描绘，而书写了人的沉沦和堕落。书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人生的失败者，他们的人生的挣扎和奋斗无不以悲剧告终。生命的扭曲、变态、孤独、恐惧和陷入深渊的绝望，构成了小说的深刻的精神主题。这种氛围或许是深刻的文学意义，却不是我所喜欢的，我爱的仍是乐观与理想。小说的灰色地带太多，会让人对人的价值观的混淆，小说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在阅读时必须挖掘到的沉沦景象背后的一束穿透生存黑暗的精神火光，就是这束火光带领我们追寻人类精神的家园，对人性的超越和救赎的追求。但对于一般的人，可能会迷失在沉沦之中，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精神火光。小说是不能孤标傲世、孤高自赏、傲然不群和不与俗流的，不然我们之前所说的社会功能，思想启蒙及精神启迪功能，鲁迅所提倡的小说精神，梁启超所说的小说社会改造及情感共鸣的功能就会嗒然若丧。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焦虑
在长篇小说发挥其独特内涵的同时也带来了必有的弊病。作家们在思想营造同时，迫不及待的宣扬各种思想，使到思想大于形象，产生了理性压倒感性的矛盾。这些作品以艺术上的先锋性和特殊的叙述方式，革命性的改变了传统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概念。小说语言的游戏化倾向和文本结构的精致化使到小说的技术含量得以提高至超过了生活的含量。新潮作家引进了西方现代小说先进的叙述技术并加于模仿。在过分强调“身体写作”下，作品常呈现一些不合时宜的感官刺激的描写。虽然西方技术改进了中国小说的形态，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但也出现了“技术”脱离现实而在虚构和想象世界中驰骋，有意识地把“技术”与“生活”和“现实”对立起来。在这个前提下，成功的把技术与经验处理的非常出色的小说都可以脱颖而出大受好评，如余华的《许观三卖血记》、王安忆的《长恨歌》、苏童的《菩萨蛮》等。
如李思屈所言学者面对20世纪世界文论流派的林林总总，却看不到属于中国的份额。他们痛感群起搬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文学的弊端，却不能“返回语言之家”建立中国特有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这就是杨义所说的“失语”及“失视”的现象。一如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进入21世纪，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焦虑，一种“转型期文化综合症”，这是这个时代文人必须跨越的。全球化已是不能避免的趋势，各类知识、讯息都可借助互联网和其他媒体超国界的流传，交通的便利，让学术的交流变得快捷而频繁。世界的人文智慧的渗透交融及文化价值的碰撞冲突，不管是正面的融合或负面和冲突，都给了我们提供了丰富复杂的文化参考，也从不同的角度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观点及文学研究的方式。
当高科技分担了繁重的资料性、技术性的工作，文人应集中精力于思想文化的深思熟虑，而不是让学问的根基变得空虚，不再积学深功。毕竟数码化不能代替人文科学生命意义深度的精神创造。如杨义所说的如何以人的主体创造精神和生命体验，去驾驭和点化电脑技术的普泛性和数码化，从而加强写作的经典性、独创性和精神深度，是新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学术必须解决的课题。这是小说创作所必须要走的方向吧，我想。我们都知道中国哲学与文学思维是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在全球性跨文化的交流，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的思辨性与逻辑性，但也必须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个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哲学”，融合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诗学”。（杨义《文学研究走进二十一世纪》）小说为哲学思想的载体，还是需要以文化为根底，以生命体验为精髓的创作过程，这种感悟哲学还是必须体现于现代的中国小说中的。
陶杰在其《酱缸里的中文》的讲座会上说到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不好看时指出：“正在于作者和读者沉滞与僵化，还加上马克思主义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政治教条，上承孔子儒教温柔敦厚，又以载道的道德要求，在中国做一个创作人，由出生到老死，是一个不断自我阉割的过程。其中有胆敢反抗的勇者，无可例外都先受到政府或民间的道德批判。太多见识浅陋，毫不相干的闲人在旁指指点点”“中国式的思维非黑即白，一部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只要背景有一点炮声和烽烟，男女主角就不许在闺房里恋爱缠绵，非要穿上军装一起上战场杀敌，共同就义，才算激励民心、健康正派。”他还说：“事实上，优秀的小说，根本不必“歌颂”这个人物，“批判”那个角色，只要把人物和事件写出来，让读者自行感受。”
我们看到了张毅谋的电影，包括了奥运开幕式，都满满的载满了这种中国的文化、精神、内涵与情感，但外国人看不懂，他们只看到了波澜壮阔，却感受不到其间的内涵与感情。而李安在《卧虎藏龙》中把许多的中国元素谈化，注入更多的国际元素，让中文电影在国际大放异彩。这个首开先例的创举，是应作为借镜和延续的。作为先例放开一些中国元素是必要的，要走出中国，面向世界，就必须让所表达的能让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看懂，才说明你的艺术的表达方式是最精彩的，是最能感动人心的，才能被别人承认。我们不能期待别的国家的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他们应该去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才会理解中国文化的精辟之处。在未来我们不能因为外国人看不懂而放弃中国独有的文化，精神、审美思路。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
对于中国文学不能被国外理解，也有着翻译方面的因素。我想要让别的国家了解中国的小说的最快捷方法也是中国小说现在最急切需要做的是把中文作品大量的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例如英语、德语、法语等，尤其是英语。我们看到张戎的《鸿》一部以英语书写的讲述文革时期的三代中国女性命运的小说在西方引起的轰动，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故事是有号召力的。而把中文小说译成各国语言是让中国小说走出国门的最好途径。我们必须依循渐进的把中国的优秀小说介绍的全世界，虽然那将是很艰辛和很遥远的路程。这是让世人了解中国文化，思想、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至今还没有人把中国的文学巨作翻译为正统的英文文本，是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呢？据说金庸小说的日文及韩文版的翻译是非常受欢迎的，但都不是正版的或正统的翻译，是一些小道的非法的不正统的翻译品。从这些不正统的翻译品也可以大行其道来看，翻译成别国语言的中文小说是可以通行全球的，只是中国必须培养一群真正可以把中文小说翻译成正统外语的人才。根据裴钰的《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一书中指出《红楼梦》如此经典的全世界仅只有两部英文全译本。不少的译本的意义和原文的含义是南辕北辙。而这些错误令到西方读者无法获得正确解释，对中国小说的转播造成了障碍。我想每个华人都不希望中国的文学在海外转播的命运会好像圆明园的文物拍卖一样，而希望它被广泛传播也希望它可以得到应当的保护。许多的中文作品翻译成外文时，失去了文学作品原有的思想和价值。所以外国人读时，肯定会有错误的理解和思考。比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外国人有翻译成《猴的故事》，这样很难理解《西游记》的真谛。所以，我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很难被外国人理解。这样，我国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很难和外国交流。中国应该更严肃的看待中国作品的翻译。这些努力将使李安踏出的第一步可以走出继续走更长更远的路。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学家就不再遥不可及了。
如刘述先先生说的现代人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已经猛然醒觉，科技的进步并未为人类带来幸福，逼使人类对人的情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战后的欧洲，就盛行存在主义，比如老师上课所举例的卡谬的《异乡人》、《西西弗斯的神话》人深深的感受到世界对人来说是一块陌生、无情、充满敌意的土地，而人生是荒谬的。那是大石由山上到山下，再由山下到山上的不断重复的无意义的过程。从海德格再到沙特，都在阐明人是被投掷到这个世界之中的存在，它不断地走向死亡。焦虑不但是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它也是人存在的姿态。这种存在主义在当代的小说里被大篇幅的描绘。人生在世，一无依傍，没有上帝的眷顾，自己又做不成上帝。虽然这类奉养存在主义的人不承认自己是悲观主义但也不能给与任何人慰籍。今日人类最大的危机就是人生意义的失落。基督教大神学家田立克说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在上帝那儿找到安心立命之地。但人在科技分析之中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而神学家又不能不诉之于信仰和神话的象征，这二元分裂，更让现代人无所适从。中国小说中的中国哲学的传统是失落心灵的救赎。由传统中国哲学文化的观点来看，现代人的失落人生意义乃是本末倒置，咎由自取。当我们重新检阅中国传统思想，最后人必须返本，一切将回归于我心。在自己内部找到一颗仁心，不断地扩而充之，自然可以与一个刚健生生不已的人生相应。中国的传统典章在今日虽已过时，然而对于人生内在价值的中心体验是有着其独特的造诣，不可以轻弃的。这些反映在中国小说内的内在价值是我们必须重审的。
当人们的审美眼光的转换成了偏离正气时，一如廖可斌老师说的这是社会沉沦的开始。之前男人的美是要有阳光刚强之美，女人的美是阴柔含蓄之美。但现在万人迷的男歌星、明星都是充满阴柔之气的，女明星则已失去了含蓄的美。我觉得现代小说，也同样的已走向了偏激，人性的扭曲被作为小说的主要题材，是人性的灭亡的先兆。徐岱老师说的：美的最根本是关怀，对人的肯定，对生命的祝福、赞美。美就是希望，不是绝望。美就是拥有不是虚无。美是有客观性，但建立在主观性。美是需要训练，美不是自发性的，不是强制性的。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某种理想的体现和展现、是文字的力量，被呈现及被展现。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照亮道路。中国小说的光明面，正面思想，不屈的生命力，应该是永恒的光芒，这个光芒将照亮世界。

小说的影响
小说是绝对可以影响人的思维与行动的，正如老师说的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缘故。例如我的爱情观是受金庸的乔峰与阿珠的影响（很幸运的不是琼瑶），虽然那是一个悲剧的结束，也因为这样的一种影响让我有了对爱情的执着。乔峰与阿珠的爱情给我的震撼到现在我还是可以感受到的。那种跨种族，跨阶级的藩篱是我说无法超越的，所以我接受了爱情的不完美。所以我认为小说的温情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小说尤其是先锋小说的感情零度的介入，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热心与温情的展现是小说必要有的要素。“零温度”、“零情感”的冷眼旁观，是无情的。我一直抗拒了这些现代文学性的小说，就是因为这阴冷、陌生的感觉。人生的悲苦已经很多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温情，更多的乐观。我们要抗拒潮湿而腐朽的美丽，我们要更多的面对的勇气，不是逃离。
《现实一种》让我想到了16岁的在校学生因仇恨同学而干下的校园的枪击案，11岁的小学生杀了9岁的补习老师的女儿，7岁的小朋友用玻璃瓶子砸死了他的友伴。老师说余华笔下“暴力”意象是人类本性中攻击性的体现，它来自人性自身的隐恶和欲望。“他只是个孩子，可他已经学会用暴力来获取快乐——堂弟的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异常激动”，“他就这样不断地去卡堂弟的喉咙又不断松手，他一次次享受那爆破似的哭声””这是多么恐怖的描写，我宁愿相信孩子是纯真的，我们怎可以如此的污蔑孩子的心呢？你看那些被卑鄙的大人训练成人肉炸弹的小朋友，他们的脸上的天真的笑容，一脸的纯真无辜是令人心酸的。他们都不是皮皮。为什么要渲染暴力呢？为什么要种阴冷、陌生的感觉，不能让世界多点温暖吗？在残暴与血腥的描写下，可能有“真” 的存在，但我看不到“善”与“美”。作品中呈现出的潮湿而腐朽的美丽，惯于表现逃离、还乡和死亡的主题,同时也给读者展示了“另一种真实”。苏童说：“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骇。”余华的《活着》的人生严峻、极端，是现代小说中走的较远的。当人的生存之外的东西，一层一层的的剥落后，人生的最起码的点缀没有了，只剩下赤裸的“活着”，一个本质的“活着”，人生的枝叶都掉落了，就只剩下人生的主干，它就这样的屹立不倒，地老天荒，是否是太过头了呢？
《哈里波特》的成功，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美与善，看到了梦想和希望。或许作者的本意是要唤醒人们的良知与内心深处深刻的情感，但那是爱和温情吗？作者的本意掩盖在血腥中，其中深刻的意义有待读者去挖掘，或许有文学修养的人可以感受的到，例如《活着》的本意是要人看到其背后的活着的精神光芒，但对于一般的人民大众那深层的意义是很难去挖掘的。超过半数的人就只看到了血腥与暴力而没有看到其背后深刻的意义。这对于社会不是建设而是危害。我们该唤醒的不是人心深处的仇恨，而应该是爱，不管那是大爱还是小爱，我们要的是阳光不是阴暗。为什么要定义为去揭苍疤的作品才是好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不是揭露社会美好的事物，而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的才是有文学价值？世界上不是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可以写的吗？从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命题来说，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悖论，就像科学是一个悖论一样。比方说，文学可以改造灵魂，科学可以改造自然。但文学改造灵魂的前提和结果始终是人类的毛病、人性的弱点；同样，科学改造自然的前因和后果永远是自然的压迫、自然的报复。
正因为小说对人的影响之巨大，所以老师上课时所举例的余华小说内的对暴力与死亡的淋漓尽致的渲染是让人窒息的。那种令人欲吐的感觉的很不好受的。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尚引起精神上的不愉快，对于一个有心理缺陷的人，那可能是一种释放，但更可能的是加激他的心理的不正常。或有暴力倾向的人会以同样的暴力杀害他人。认识到无助者自助，人的幸福观，价值观不是一个人的事。只有当它象细胞一样分裂开来，在扩张感染着身边的人的时候，才会得到最大的幸福，也就是说，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幸福。中篇小说《现实一种》：皮皮在将堂弟扔在地上摔死后，“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的在慢吞吞开放着。”那是一种变态，不是美丽。“余华的生存意识是在对暴力与死亡的高度敏感与书写中凸显出来的，暴力作为人性恶的最好的载体，在余华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渲染：《一九八六年》中一个被迫害致疯者对中国古代酷刑的种种实施；《河边的错误》中对疯子嗜杀本能的描写，凶杀似乎成了游戏；《往事与刑罚》中被刑罚专家津津乐道的酷刑；《祖先》、《死亡游戏》中对被杀过程的详细描述；《现实一种》中对兄弟残杀、医生肢解尸体的细致描绘；《古典爱情》中宰杀“菜人”的情景组成了余华小说中最为血腥而残酷的暴力奇观，无不令人心惊胆寒。”的书写是人走入了极端的变态。我们知道文学的社会功用，我们知道文以载道的功能（虽然它不能是文学作品的全部），为什么要这样的血腥而残酷的暴力，这个不是奇观，是没有人性。毛泽东发动政治斗争也从文艺入手，他知道文学作品最能潛移默化影响人们的观点。所以他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所以渲染暴力是对社会的慢性残杀。我宁愿去看那些让人们看到光明，可以让人直接感受的世界还有希望的作品。半杯水的半满或半空的定义，在于人的一念之间，乐观与悲观的选择是人生存的考验，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乐观的面对，对吗？

诺贝尔文学奖的回响
鲁迅曾说过：“越有民族性的作品，便越有世界性，各民族的文学就是以其独特的民族性赢得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和喜爱的。”我们可以看到荣获诺贝尔奖的一些作家，如聂鲁达、泰戈尔、川端康成、马奎斯、怀特、阿斯图里亚斯都是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精湛的研究，实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而成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已成为文学发展和进步的两根柱子，不具民族性的文学不可能有世界性，没有世界性的文学就无法保有和张扬自己的民族性。聂鲁达说：“我们的作品越深入，也就越新颖；地方性的愈强，普遍性也愈强。”
法国华裔作家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让当代中国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瑞典皇家文学院对高行健的评价颇高，好象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前进的方向。好象中国的文学只有沿着瑞典人的评价中国的文学才有生存的空间。诺贝尔在遗嘱中说奖金的一部分应该“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在高行健的著作中，最受触目的是《灵山》。他获奖的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诺贝尔奖委员会说，高行健的作品“具有环球观、尖锐探讨的文化內涵和语言独创的作品，為中文小说和戏剧剧本开拓了新的出路”。许多的评论说是西方的影响才让他得了诺贝尔奖，西方的存在主义要远远大于中国文明对他的影响。“为中文小说的写作开辟了道路”这样的评价恐怕连鲁迅也担当不起。在关于他的小说的介绍中，很多的是关于中国的介绍，但是很少的是对中国的正确的诠释。就象美国曾经获奖的赛珍珠一样，虽然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描述。但是她的理解让中国人看来，决不是合格的，而且有些是错误的。高行健的作品也是一样。虽然瑞典皇家文学院说其思想何其的高远，至少中国人看来是不能苟同的。因此，对于获奖者，不应该单单来看其获奖。更应该来看其对人文精神和世界的影响。中国文化博大精神，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底蕴是世界任何民族不可比拟的。如果中华民族的文学用西方的文学观点和向文学看齐的话，那么也许外国人的目的就达到了。显然瑞典皇家文学院对中国博大的文化和灿烂的文学是无知的。也许如果高行健在中国，他是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要说他代表了中国文学前进的方向，这样的文学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渗透的不够彻底，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明的侵略。当时的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几乎全是一片喝倒彩之声，弄得诺贝尔文学评委会主席必须出来澄清，诺贝尔评委会并没有政治目的，颁奖给高行健是基于他的文学成就，而非他的政治立场。
日本作家川端康获奖其作品的优美大家公认的，但至于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日本就有争议。以德语创作的格拉斯和另一位奥地利女作家，也曾引发争议和异议。精通德语和汉语的波恩大学教授顾彬先生持激烈态度，他甚至认为那文学奖是垃圾，获奖作品也是垃圾。这个问题会同样发生在专家委员会身上。其实，中国作家中的一半以上都可以参赛入围，中国并不缺乏优秀诗歌或小说，但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只有汉字家马悦然教授懂中文，一个人的判断不等于众人的判断。其他人的注意力和兴趣未必投射在中国人身上。基本上成年后的我受的是西方教育，不管在何处我看到的中华民族的小孩的脸都是满脸写满了忧伤与沉重。是因为儒家的患忧精神的承传吗？但西方的小孩大都是自信乐天的。忧患的精神要我们的孩子尽早为适应激烈社会的竞争而做准备。为了什么我们必须背负一整个民族国家的使命与尊严，而为什么西方的孩子不用忧国忧民？我们教我们的孩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凭什么他们可以“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凭什么他们可以三代都可以看着同一棵樱桃树长大，而我们必须飘洋过海，颠沛流离。而在同一个土地上扎根的民族，能知道一个漂泊民族的情感的颠沛吗？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吗？苦难中的生活的艰辛及所受的煎熬吗？这是西方评论家所不能去评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小说放在诺贝尔奖的评审桌上，让他们用他们的那一套来评审中国人的小说，他们或许知道什么是“乐而不淫，悲而不伤，怨而不怒”，（我想这些古典小说中的优秀元素是中国现代小说应该保留的）但这里面的精神不是他们可以理解的。
其实，高行健的文学创作和美术创作都可归入现代或当代艺术，其形式和手法当然不可能是十八、十九世纪以前那样，所谓和读者现代或当代艺术，不管以文学形式或以视觉造型为表现手法，都不是针对所有读者和观者的而是只是针对一个层次，一部分欣赏者的，所以这宁可说是作者本人的尝试和趣味的满足。高行健的作品曲高和寡。在台湾出版中文《灵山》时长时期无人问津，只卖出数量不多的几本。英文译本在欧洲、澳洲特别是美国在颁奖之前和颁奖之后都引起广泛争议，法文版的责任编辑，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出版社，风闻此书作者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灵山》第一个译本是瑞典本，因而投资成功并获利。让高行健成功首先是马悦然的愿望，其谋篇布局，在世界范围内颇费苦心，却最终如愿以偿。这些苦心孤谐的尝试和表达是一种独白和宣泄，如诗人的自吟独酌，先有高山流水而后有知音。马悦然应当是高行健第一个知音。在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风行几十年的欧美，上述作品不会引起强烈共鸣，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对一部分中文读者，可能是新奇的。
高行健的文学思想与中国的文学是不一样的。他的思想多是用西方的思想来思考中国的事情。因为他的专业以及对他的文学影响大部分都是法国的思想文化。因此，在我们看来，他的作品虽然用中文写作，但是与中国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学以及人文思想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思想和汉学家马悦然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马悦然看来，北岛的诗歌远不如高行健的作品，也就是说，离真正的中国文学越远的作品，马悦然看来越是高尚的。越是用西方的方法来思考的，才是能够得奖的作品。我们不能说马悦然有偏见，他完全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考方式来评价的。一直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性的，以为得到了是莫大荣耀。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西方文学奖，而不是世界文学奖”，因此，中国人大可不必因为没有获得过该奖项而自卑。中国应该尽快的加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的进程和渠道，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来了解中国文学，进而了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我们的文学完全可以为自己骄傲，已经21世纪了，我们对中国文学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可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是遥看未来的中国文学，必将能随着国家的强盛而象灿烂的星河一样耀眼于世界文明的上空。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让中国人根据读者的数量或喜好來決定，否則的话，可能金庸、李敖或者巴金、老舍甚至王朔都可以成为赢奖者，因为中国人最多，虽然这些作家基本上尽量避免政治上的纠缠，但毕竟与高行健不同。文学如果是真实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那一定也要反映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等方面的东西，否则文学作者要么根本不懂政治要么就是有意识回避，中国的作家大都是属于后者。如果文学不反映现实真实的东西，文学的价值在哪裡？文学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如上面提过的毛泽东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发动政治斗争往往从文艺入手，批判《海瑞罷官》、《武驯传》等都是从文学角度入手。文学应该超越政治、宗教等界限，是自由思想的产物，如果是被迫按照一定的政治模式或不允许不同政治见解的作家发表作品，文学是不会被世界所承认。文学作品应该象其他艺术品一样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耶利内克的作品洋溢着她的热情与勇气，远见与语言才华。她最大的特色，便是运用她的“语言暴力”，对社会与政治，尤其是奥地利有右翼倾向的政府毫不留情的批判。对国家的热爱，让她因失望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仇恨。她在受访时提起奥地利时便曾说过：“我对这个国家的痛恨是那么地彻底，那么地折磨人。可是我仍然要天天将这仇恨用清洁剂透彻地粉刷光亮。”奥地利只是一个小国，表现的却是一个大国的风范，对异己能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却没有奥地利的这么一个心胸。许多人都觉得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应该容纳不下文学这么一个微弱的声音。
从历史上我们看到了，凡是国家强大，经济进步，国力雄厚者无疑获奖的最多。我们回顾中国古代的历史，不难发现凡是在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时代，必然文学的发展也是空前的。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那时侯的文坛象灿烂的星河一样，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所以说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很大方面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的强大。国家强大乃是一切发展之根本。试想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够创造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呢？当代的中国，面临着很好的机遇，对于作家也是一种福音。中国正在努力的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三步发展目标。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正在腾飞。如果按照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国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当代的中国作家肯定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我相信，在国家强大的时候，中国的许多作家也会染指这顶桂冠。

现代中国小说的回响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在美国当了世界老大，西方人总认为他们的文化才是“世界性”和“现代性”的。对于其他文化，则用一种不平等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那样的“世界性”和“现代性”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中国学者必须为这种“世界性”和“现代性”提供我们的智慧泉源。西方文化也是经过文艺复兴后对传统文化，包括了古希腊、罗马欧洲原始文化进行了几个世纪、多个思潮的迭进的改造而形成的。所以现代的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术语体系，还要学习他们如何把传统推进现代阶段的过程。现代意识与现代精神需要不断与传统交融，找出其中合理及必须承传的东西，尤其精神的面貌。我们要唤醒中国传统智慧中的精华，使它在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作用，获得现代的价值。中国已经没有了五四，没有了封建的制度，没有了吃人的礼教，没有了文革，那些已成了历史，那些小说题材已过时，已是现代年轻人不屑一顾的，所以找出符合现代属于“中国的价值观”与“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现代小说是现代小说家的挑战。杨义用了四句话来概括如何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的理论，贯通古今的文史，融合以求创造。探寻具有中国特色，而又具有现代世界视野的思路，是绝对不容易的，所以现代小说可以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老师上课时曾说过中国现代出不了大师，是因为中国虽有精通古今的大师，但现在精通古今已经不够了，还要学贯中西的人才，才成的了大师了。屈原、司马迁、罗贯中、曹雪芹等之所以存在人类文化史是因为他们写作时汲取了无比丰富的中国民间的文人智慧，并以他们杰出的天才创造出独具系统的审美文化原则，让他们获得别人无法取代的真实价值。而这种中国独有的独特的文化，是不应该以西方的角度去探索的，而是应该还原予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及思想文化去创建。中国小说家的艰辛路程是可预见的。现代文学的价值在于把丰富的古代资源及文明加以承传和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要建立一个无愧于五千年伟大民族的文学大国的风度，必须思考一个民族整体文学的位置，应该做的是什么，要怎样才可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中。

总结
在好莱坞电影都竞相的加入了中国元素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如《花木兰》、《功夫熊猫》及最新的《2012》等虽然有明捧暗讥或为了赚取中国票房的需要的商业手段之嫌，但这已足以证明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渐趋改善并获得西方主流社会的逐步认可。中国越来越多地以很好的形象出现在好莱坞大片中，表明了西方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小说与文学更应设法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发扬光大。如老师所给于的肯定虽然新型的视觉艺术的兴起，小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现代小说是现代人心灵情感的参照对象和转达载体。上面说过国家强大乃是一切发展之根本，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文化的拓展也必须与时并进，将中国文学及小说光芒带到全世界。中国应该以更宽大的胸襟，让各类不同声音而有人文价值和精神的小说存在，使到中国的小说可以百花齐放，创作出兼备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作品，创造出一个个让世界惊叹的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