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二十一世纪的教育意义

1. 引言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条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那么它的主流一定是儒学。儒学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在两千年前取得独尊地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两千多年前的儒学能够流传到现代，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孔子创立的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是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也是影响最大的人。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风气之先，也是众矢之的；不可超越而又必须超越的。 韦政通说过孔子在先秦时期便已“居于思想史的中心地位，并成为文化思想的代表。他也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孔子门下弟子三千，总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美国作家杜兰特在撰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一书时，把孔子列为“人类第一伟大的思想家” 。儒学在历代儒家的不断努力下，丰富发展，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于教育、伦理、科学、文化诸方面都是有借鉴作用的，甚至有指导意义，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是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先秦诸子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华彩乐章，加上后代哲人学者的发扬批判改革，留下了无数尽的宝贵思想文化产物，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让我们受益至今。儒家思想在现代还有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老问题了。一个世纪来，中国及国外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乃至争执，尽管热烈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可以说是一直没有真正中断过。二十一世纪，更因为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引发出了种种争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探究儒家思想在现代还有没有意义这个老问题，不仅有学术上的价值，同时对当前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重视和擅长道德教育为特色的传统儒家学说，十分强调荣辱观的价值地位和社会功能。儒家荣辱观内容丰厚、旨意宏远，其中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精华，通过批判改造，扬弃糟粕，可以成为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儒家之所以能发挥这样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上自朝廷礼乐、国家典章制度，中至学校与一般社会礼俗，下及家庭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论语》所宣讲、传布、论证的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语言、活动中了。儒学的不重奇迹、神秘，不排斥宗教信仰，在儒、释、道三教合一中，不动声色地渗入其他宗教，化为它们的重要内容和实质成分。 李泽厚认为儒学是属于没有人格神、没有魔法奇迹的半宗教和不重思辨体系和逻辑构造、纯粹伦理的半哲学。它不止是“处世格言”、普通常识，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它执着地追求人生意义，有对超道德、伦理的天地境界的体认、追求和启悟。儒学的品德和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精神皈依的归属。孔子所说的“仁”与“礼”都是具体的，没有“什么是”的问题，有的大都是“如何做”非常实用，还有着深沉的理性思索，对理性和理性范畴的探求、论证和发现。它是中国实用理性的哲学。它不是柏拉图式的理式，不是黑格尔式的逻辑建构，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求及已经在广大人们生活中直接起现实作用。

2. 儒家学说的缘起
2.1 儒学的起源
教育思想作为教育实践活动是源远而流长，它犹如滚滚长江，川流于人类历史文明之间，至今仍然孜孜不倦的往前奔流。在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当代教育思想同样处于变革的激流当中，众多的教育思想流派对教育进行了孜孜以求的探索，德育与思想教育都是其中重要的流派。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深沉内核，体现于其价值观之中。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以其价值体系为中介。而这个价值，绝对可以作为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重要的一环，作为其源头的中国更是不可摒弃的重要资源。
先秦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这个时期，诸子之学风起云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社会及经济变动最激烈的时代，而诸子之学也因适应时代而产生了。诸子百家的的学说或主张虽然从学术观点来看不尽相同，目的却是相同的，就是救世。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以挽救。 在政治的崩溃，人伦的败坏与道德的堕落，人民的生活的水深火热，人伦瓦解，社会崩溃，贫富不均等的社会时代背景，礼坏乐崩，孔子等生于那个年代的优智慧的人自然会想我们要往哪里去？因而产生了“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儒学创始于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象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
2.2 何谓儒学？
儒家思想没有教条，没有权威取向，其首先根据的是经验，任何学说皆由经验出发，在经验中找到思考的材料，而后再作理性的反省，是经验构成整体的系统，最后提出理想，理想对于实际的经验，尤其是对于未来的经验具有照明及指引的作用。 儒家谈“人性”，并不说人是什么，而是问人能够做什么。儒家主张“人性向善论”。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证》）、“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显示了他的人性向善的理论。孔子还肯定人人所具的向善之性是内在的与自主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放简单一些关爱别人就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在今日每个人都在谈节省能源，但却忽视了心灵的荒芜，生命能量的浪费。君子的力量始自人格与内心。他的内心完满，富足，先完善了自我修养，而后表现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真正尊崇学问的人，他的学习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从书本上学，从社会上学，从小学到老，无非是学习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为君子的前提。
孔子把“圣知”的实现、智慧的求索看成是人毕生的追求，也是必须全心投入，达到成仁，成圣目标的过程。“圣知”的实现是知识、道德的长期积累和顺序提升的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就是这个过程的概括。儒学要我们成人、成君子、成圣贤。“成”的定义是什么？它不是金钱，不是物质，不是名誉地位；它不在外，不再其他地方，而在自己。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是现代人所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但问题不在于此，这已不是社会制度是否合理，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而是修养问题，人要回到自己生命的立足之处的问题。人首先必须要安自己的心，安自己的性情。“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就是这个精神境界。
与轴心时代所建立的思想哲学来相比较，儒家建构了一套复杂，深厚的人格发展形态在文明中，有着十分独特的价值。与犹太思想的人格的完成是通过上帝来实现和印度思想的真我的完成不需经过社会的转化，而唯有儒家认为个人的完成不能离开群体大众完成。儒学的基本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一种涵盖性特强的人文主义。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它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它有深厚的批判精神，也就是它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社会。它否定基督教的原罪之说，它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有参天地之造化的自觉能力。人之禀赋虽善，还是不免受到环境习染的牵累，所以儒家着重于道德修养与教化的力量。只要私欲得以克除，即可恢复内在明德，俯仰无愧于天，而在当下实现生命的意义。
孔子把“圣知”的实现、智慧的求索看成是人毕生的追求，也是必须全心投入，达到成仁，成圣目标的过程。“圣知”的实现是知识、道德的长期积累和顺序提升的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就是这个过程的概括。儒学要我们成人、成君子、成圣贤。“成”的定义是什么？它不是金钱，不是物质，不是名誉地位；它不在外，不再其他地方，而在自己。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是现代人所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但问题不在于此，这已不是社会制度是否合理，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而是修养问题，人要回到自己生命的立足之处的问题。人首先必须要安自己的心，安自己的性情。“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就是这个精神境界。
孔子告诉学生，获得儒学之道是最为神圣的，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认为儒学之道是正义之道，应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成为宋明儒者的普遍信念。而且，儒学对义利、公私、理欲关系的处理，也都充分展示出儒学的信念向度。因此，信念的向度亦是儒学本有的向度。儒学广大悉备，儒学除上述生命儒学、政治儒学、民间儒学、宗教儒学外，还有礼乐儒学、批判儒学、实践儒学等形态。温家宝访美到哈佛作报告时候就引用了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作为结束语。
2.3 儒家学说的发展
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五四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对于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是不科学的。这里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我们在探求儒学未来发展这是必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活跃、丰富、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很值得研究。

3. 儒学的复兴
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是乐观的。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经过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寻求一个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的平衡点。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而这个和谐文化正是当今世界极其需要的。
8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肯定和阐扬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的学者中，多数基于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而有见于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近年来中国致力改革和主管经济、贸易、教育的领导人也开始务实地注意到这一点。这说明了，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而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教，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在四十年代有不反对“中体西用”的声音，在五十年代有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8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20世纪虽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是可以理解的，儒家伦理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处于焦点话题乃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近年来的学术报道，我们看到了许多国家的儒学研究在不断升温，儒学国际论坛研讨接连不断。韩国、日本把儒教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课程。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案被提出后，儒学研究更是盛行。“传统犹如血脉”，翻开人类的历史，千年儒学是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也是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秦始皇统一六国，却错误地进行焚书坑儒，其结果，秦也无法逃出自灭的境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面对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我们应充分发掘德育教育中的儒学根基为思想德育教育架设新的平台，以培育优秀有知识有品德的下一代。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却很重视孔子儒学。八十年代，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牛顿、达尔文、伏尔泰、康德。东方只有一个孔子，其他都是西方的名人。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会时，有一位科学家宣称：“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993年9月，全世界宗教领袖在美国芝加哥召开宗教会议，会议通过《全球伦理宣言》。宣言中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普世伦理原则。并认为这是“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群。孔子的塑像竖立在美国，不久前也竖立在德国，孔庙在日本和韩国很受重视。2004年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组团访问中国，学习训诂，是为了读儒家经典。
儒学是否有第三期的发展（第一期从曲阜到中华大地，第二期从中国到东亚，第三期则从东亚到全球）必须通过交流和对话。 在新轴心时代之中，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为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包括了西方之外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道家和儒家）所孕育的认同意识与日俱增。只有通过对话才能为全球社群开辟一条和平共存、同舟共济的康庄大道。减少因矛盾而技法的冲突，避免因冲突而导致的抗争才是人类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霸权与反霸权的暴力所形成的恶性循环只会带来浩劫。相反的大同理想和健康的认同意识则可为人类社群开创多姿多彩的文明景观。如果学校教育可以在年轻的一代种下这样的认同意识不堕入排斥性的自我封闭而能加深安身立命自尊自重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人类的前途就不会岌岌可危了。根据杜维明儒家的人文精神是由四个侧面所组成的和合关系：一、个人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的融会贯通。二、个人与社会（家国天下）的健康互动。三、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四、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费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这种人文精神的现代诠释。希望每个从大学走出来受了完整教育的下一代都能拥有这样的胸怀与精神，那么人类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了。
3.1 新轴心时代的呼吁
现在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全新时代，在今天这样一个拼命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儒学还有用吗？这确实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知道，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学中所体现的义理价值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常理常道”，是“万世法”，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所以，儒学中的一些具体论断可能会过时，但儒学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则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儒学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源自天道，根于人心，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虽然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儒学的根本精神和价值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能适应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当今中国。这就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思，也是董仲舒说的：“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的意思。另外，儒学不仅具有博大精深神圣超越的学理，同时又是入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实践功能，所以历史上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能称为“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能表现在儒学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的生命、社会、政治诸多问题上。在今天，中国人在生命、社会、政治诸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儒学才能解决。
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踏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新的世纪，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包括了一直受种族问题困挠的马来西亚及中国。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纪念孔子，提倡读经，赞美儒学道德，谈论儒学的复兴是中国今天的现实。 以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励、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学者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新儒学，在反传统的大潮中巍然屹立，致力于发掘儒学的“恒常之道”和“人文睿智”，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开展了一场新儒学复兴运动。他们的努力保存了儒学的文化命脉，在几十年之后成长为一种可观的社 会思潮，影响着中国，甚至影响着世界。1986年至1989年大陆学术界掀起文化热。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再度受到人们关注，成为文化讨论中的热点。历史似乎在告诉人们，儒学在中国永远要扮演主要文化角色，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或者是争论的对象，注定做不了旁观者。这个时期，各地纷纷成立研究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学术机构与团体。这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意味着政治化反孔的时代已经结束，学术性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时代正式开始。它们如两后春笋般地出现，表明孔子热正在中国兴起，孔子的文化生命存在于民众之中，孔子的形象不可能被毁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1989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办孔子2540诞辰纪念会与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共三百多人。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在首都北京历史上是第一次。从会议发言者看，积极评价孔子和儒学者居多。说明在历尽千曲百折之后社会上下终于初步达到一新的共识：孔子是位文化巨人，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而且至今影响着中国和世界。因此，孔子不仅属于历史的中国，也属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同时也属于东亚和全世界。
杜维明说：我确实发现现在中国三大思潮的互动，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新马克思主义，再就是新儒家，这三者的互动关系非常复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最强势的是自由主义，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专制主义，儒家就是封建遗毒，所以它对儒家教义进行解构，对社会主义的专制进行抗衡；天安门事件以后，90年代以来的情况比较复杂，不管你是哪一家哪一派，发掘传统资源已经成为共识。我们温习阐发孔子儒家的思想，发掘其中对当今人类社会有意义的资源，无疑是重要的。但古来圣贤的思想、理念并不能全然解决当今社会存在所有的问题，也并不能全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它只能给我们一些思考与启发，启发我们去用这些思想资源，在给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新的诠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中华民族是具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我们的使命是使我们的社会不断革新，而对全人类作出贡献。佛教源于印度经过一千多年的消化与融摄，已经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可能有一天西方的文化产物也被中国消化融摄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还有中华文化持续了几千年，一定有一些缺陷与弊害，但总有一些有价值的成分，所以不能因为要全盘西化，而把它全部抛弃。
3.2 儒学的重建
在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相结合问题时，注意力应放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儒家思想在这些领域里可发掘的资源非常丰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五四后的这么多年来，传统的人伦关系已经在多次无情的冲击之下而几乎丧失殆尽。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三代打倒“孔家店”和狠批“封建主义”的集体抗议，儒家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几乎是落伍、保守、顽固、古老和封闭。而新的、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人伦关系却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来。 也有人认为儒学过时了，没有什么价值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儒家礼乐教化影响的东亚文明，因不堪西方船坚炮利的袭击，暴露了柔弱、退缩、消极、内向和自卑种种弊病。曾维系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年的儒家伦理就因抵挡不住西方的浪潮而变成了历史包袱。市场经济正在中国蓬勃地展开，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但“市场取向特征”所带来的道德困境是我们今天所应关注的。就人伦关系而言，人与人之间正日趋以现实利益作为彼此来往的基础，以功效价值作为衡量关系的标准，人的情感联系和心灵交往则日趋淡薄，各种人际关系大有渐渐被市场关系和业务关系所吞没、所取代的趋势。功利至上的价值取向正使得我们的人伦关系变得外在化、冷漠化。因此往往会令人不时感到有一种疏离、孤立乃至苦闷、彷徨的感觉。古人尝说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正处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人伦关系亟需重新定位。但如何定位？以什么规范和原则来定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当代人伦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儒家所一贯强调的人伦思想的是价值是应该肯定的。美国的对人文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作出贡献的教育家都认为要重建人文精神，必须从人类的根本共性处下手才能引发真诚做人的源头活水。迪百瑞相信儒学可以提供很好的线索。因此杜维明点明将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的，即能点出宋明大儒建立人格独立的终极关怀又能提醒西方正视道德修养的庄严意义。 虽然在美国推行儒学的不容易，在此只想点明儒学的价值及可行性，及作为儒学发源地的中国应该更重视儒学的重建。
由现代进入到后现代，我们重新检讨中国的思想，会发现它并不如五四时代所想象的一无是处。西风东渐的结果使到传统日渐式微 中国的落后在于科学的不发达，工业化的遥遥的落后。中国文化虽然没有发展出逻辑推理的论式，缺少了抽象概念科学理论及知识层面的开拓，这方面是中国亟需吸收的西方长处。但如果中国的哲学思想如果能够保持传统的慧识，却决不会犯误把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真实的错误，也决不会丧失了人性的尊严与自信。 五四时代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提倡科学工业化，主张民主、法治，追求人权的保障个性的表达，这些东西作为社会进步，国家前进，民族进展是需要的。五四要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事实的必要，也是道理的应然。西化必须进一步的规定为“现代化”而不是全盘的西化。与此同时，优良的（不是有缺陷的）是不应该被抛弃的。国际间已给予不同的种族，文化传统的尊重与承认。所以我们民族的根，我们应该考量如何去承传，去适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地推陈出新，爆出有意义的火花，以批判的精神把好的东西让下一代流传下去，而这就是教育的其中一个目的。

4. 论语的智慧
2000多年来《论语》浸润濡染，影响着中国人或更贴切的全世界的华人的道德素质、人生观念、心理结构、风俗习惯，对中华民族起着不可估量的凝聚作用，很可惜的它已被许多人遗忘了，它的精髓与精神是我们要重拾的。《论语》一再的强调“学”，学如何为人处世，学做学问，学修身养性，学美化心灵，学做圣人，仁人，贤人，君子，善人，胸怀宽阔，安贫乐道，具高尚仁德的人。
《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门下弟子的言行智慧语录体散文集，语言简练但用意深远，有着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 虽只有20篇却博大精深，蕴含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道理也丰富多彩，牵涉领域极为广泛，对人类社会中各方面均有涉及，哲学、经济、政治、伦理、文学、美学、道德、教育、管理几乎无所不包，更包括了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且深具慧思。2000多年来，时至今日，儒家在传统上所特有的四个据点：个人、家庭、学校与国家，都显现出智慧的光芒。这四大据点的功能不但没有丧失，反而可以加以转化成为今日有用的价值观。儒学对新世纪人类社会中的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凝聚力、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对新世纪的挑战都能发挥实际的功能，所以，《论语》实可纳入学校课程内，成为大众教育以及大学内必修的科目。
《论语》中充满了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对中华民族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它体现的先贤圣人的思想，贴近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指明了人生的真谛。社会不断的发展及进步，但人的生活本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无论是过去或现在，人都是必须面对生活，生活有劳累困苦，也有平和宁静。一切的绚烂夺目的光彩最终都要归于平淡，只有充实而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而这些为人处事的道理，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论语》虽然成书年代久远，但它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宝，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渊源。几千年来，它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是重大的，从一定意义上，它上接远古，下承未来。在古代以《论语》作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它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强盛，衰退，打压，评击，神化，地位多次受到挑战，每一次的打击都成了一次涅磐，每一次的衰退都向世人昭示着更强的生机和更大的辉煌。洗尽清华后，它的本质内涵仍然让人受益无穷，它是当之无愧的宝典。走出中国后，更在亚洲及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教人们学做圣人、仁人、贤人、君子、善人、成人、有恒者。人应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胸怀宽阔，群而不党，安贫乐道，做具有高尚仁德的人，不做小人。他教人们学从政，应该“为正以德”（《论语•为政》），“先之劳之”（《论语•子路》），以德化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近悦远来，布仁政于天下。他教人们学知识，要立志于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学而时习之”，“温故知新”，“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践履应用，做到学无常师，持之以恒。他教人们学修身，涵养德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择善而从”，“知过必改”，“见贤思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循礼而行。他教人学理财、经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不反对谋求财富，但求富、理财、经商要受义的制约，要“见利思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而经商则要诚心，坚守信誉，取信于人。还要注意掌握信息，才能“亿则屡中”（《论语•先进》）。他教人们学教育。明确以德化民的教育目的；“文、行、忠、信”（《论语•学而》）的教育内容；德行、语言、政事、文学的专业分类；为人师表的以身作则；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教人们学管理，重视人才的培养、提拔和使用，要“举直错诸枉”（《论语•颜渊》）。执行严明的赏罚标准。要“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以凝聚人心。
《论语》也提出了“成人”的观点，即是造就完美的人格。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根据实际情况，如果需要具备智、不欲、勇、艺、乐礼的文采是很难办到的。所以只要做到不取不义之财，但国家有难能挺身而出，每日实践学到的仁义的原则，就可达到成人的目标了。实际上，孔子的所有学说都可以视为成人的教育，将个人培养成一个完美人格的人。自己完善了，然后可以“安人”、安百姓”。有完美人格的人可以“穷则独善其身，打则兼济天下”，就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然后就可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此可见，“修己”与“成人”是《论语》中一再强调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加强公民与道德教育，并适当的进行《论语》中的人格教育，教育的理想是可以达到的。
当然《论语》距今已有2000多年了，儒家思想与其它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一样，拥有能为现代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资源的同时，也拥有不适用于现代人类社会的糟粕。它所讲的思想、道德等内容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能把儒家当作万灵药方。我们必须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摒弃其封建性的糟粕，批判继承，对儒家有价值的东西，进行开发，作一番改造，赋予新时代的新内容。儒家思想应该和其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吸取其他文化的菁华，补充及更新不足之处，以适应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趋势，自觉地将传统美德融入现代道德中，实现道德境界的飞跃，从而擦亮人们心灵的窗户，点燃人们智慧的火花，提高全民的道德素养，为建设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要发扬代表中华民族认同的优良文化精神，就必须扬弃为害甚深的封建遗毒，要引进西方文化中最精彩、深刻的东西。以开放的心灵了解自己的传统，及对西方文化作广泛而深入的照察来迎接西方的挑战。
我们必须学习《论语》及其他儒学经典，这些古圣先贤的智慧及经验的真谛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让我们建立君子的仁爱情怀，在符合社会道德标准下提升生命素质，不论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都有无愧的交待。

5. 儒学的终极关怀
5.1 儒学返本开新的需要
现代西方文化是全球主导性的文化，在今天已经出现了许多负面效用，现代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灾难都与西方文化有内在牵联。第三世界之贫穷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以及人类男女关系不能各正性命与婚姻家庭日趋脆弱破裂问题无不与这些西方价值有直接关联。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霸权色彩，故现代人类自觉与不自觉地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解决现代人类困境灾难的首要途径就是去深切反省批判上述西方价值的负面作用，纠正西方文化的偏颇与歧出。
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都是建基于性恶说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此种价值已导致文化生态失衡，社会心理失衡。科技越发达，人的价值越降低；物质越富有，人的精神越空虚。高科技根本没有办法消除由文化与自然两个生态失衡引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谋求解决之道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而科技发展衍生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不是一个地区的人所能解决的，它必须是全球人类的共同参与。解决之道的谋求，并不能没有相关的知识，同时也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在儒家人文关怀的考量，对于明知后果的严重而仍不肯自我节制的人，是现代形态的“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而没有相关的知识，空谈环保意念的，就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在谈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检讨现行的制度，偏重於智育而忽略德育的严重后果，是否为问题的根源。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德育应如何进行才不流于空谈？如何能真切地激发学生的爱心，培养他们在现实生活上时时能以仁智互动的心态来因应生活中的事务？儒学传统是答案的所在。儒学以天地人三者一贯为基础，要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保持自然生态平衡；以人性群己善恶两重性为依据，要求致两用中，科技、宗教、人文均衡发展，保持文化生态的平衡。 儒学的宇宙观与人性论，及其主张的中庸之道符合人类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故其生命力能万古长青。贺麟先生四十年代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曾特别指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儒学中的许多思惟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惟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儒学中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等也是有帮助的。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汇通中西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努力以现代精神诠释儒家思想理论，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其精神也是令人钦佩的。
我认为许多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天灾人祸已经可以说明，孔子儒学在教育、伦理、政治、文化诸方面对于当今世界还是有价值的。下面我们以一些例子说明这个论点。
5.2 现今社会问题与儒家关怀
现代人相信“知识即是权力”，追求知识以提升生存能力，提高生活品质，成为了大家的生活目标。于是整个社会受科技主导起了快速的转变。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带来进步和繁荣，为人类生活开启了许多的新领域，但是无可否认的，它也衍生出许多的严重问题。当前人类所面对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文化渊源，与人类社会价值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科技除了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例如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导致生态与环境的不破坏;干细胞的撷取、培养与复制生命、基因改造等的生物科技，对于传统生命价值观的挑战；人造的氟氯化，废气及污水破坏保护地球的臭氧层；高消费带来的能源需求的激增，温室效应、酸雨肆虐、水及空气污染、地球的暖化，异常的气候现象，直接的威胁着人类及所有生物的生存。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商业贸易对动植物资源肆意利用，促使多种动植物的灭绝。卢广的《中国的污染》系列纪实摄影，揭露了中国许多地区都因为工业的发展及“以环境换效益”的短视思维而发生的生态灾难，已导致每年七十万人因污染而死亡，而更多的人健康已遭到严重的威胁。环境的破坏枯竭人类的生命源泉，人类面临了生存及消灭的危机。
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安定。极端主义者不惜以违背法律与道德常规的反抗行动去改变环境。如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从美国发生“911”灾难以后，世界各地恐怖事件此起彼伏，不断地产生惨案。分析世界形势，主要问题是贫富不均衡，关系不协调。以众暴寡，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以智诈愚的现象不断发生。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促使矛盾激化，引起恐怖事件。如何解决这些复杂的世界性的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问题呢？首先要探讨问题的原因。根据仁爱精神，在经济方面应该实行调均。汉代董仲舒提出的调均思想，要取有余而补不足。董仲舒认为太富太贫都不好，都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他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董仲舒讲的调均就是防止贫富差别扩大，因为贫富差别扩大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富者为暴，贫者为盗，都是不安定因素。进行适当调均，使富者不能为暴，使贫者不必为盗，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由于交通的便利，资讯的快速，科技的惊人效用，国际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与联系越来越密切，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全球化将不同区域、种族、信仰、语言、文化形态、阶级的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世界性利益共同体。让人类面临着以往社会从未体验过的问题，及种种严峻的挑战与矛盾。国际间的种种不平造成了民族混乱与宗教的冲突反映了人类心态失调的局面。麻城理工学院气象加洛伦茨所设想的“蝴蝶效应”是说初始微微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说明了初始值与其后果之间的相应关系，而全球意识则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思考人与自然、国与国、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当今全球性的流感的肆虐及经济风暴，不曾间断的恐怖袭击，暴露了西方价值观的欠缺及其引发的文明危机，是时候我们该正视这些缺失，摆脱西方拜物教宰制下的思想模式。现代人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已经猛然醒觉，科技的进步并未为人类带来幸福，逼使人类对人的情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个《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其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 我认为，这话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将会遇到严重的危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虽然可以给人们造福，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仅大量破坏大自然，而且毁灭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对自然界的无量的开发和破坏，资源的浪费，不仅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2009年9月与10月世界各国频密发生的灾难，已证明这个论点的正确性。
要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只改变意识还不够，因人类意识知之，并不能保证人类行为行之，如人类如今已知汽车释放的二氧化碳破坏生态环境，但为图生活便利，仍然大量生产使用轿车，并有扩大的趋势；即人类如今在理智上虽已知生态伦理很好，但为图自己生活的安逸舒适，在自己私欲利益的驱使下仍不遵循生态伦理。这是因为人类行为往往不按照人的清明理性行事，而按照人的利欲习气行事，故要使人遵循伦理，除改变意识外，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气质之性，即克制人的欲望、调适人的利益、消除人的习气、养成人的德性。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经由儒家指出的两个途径，即在个人方面经由“工夫”修养的途径，在社会方面经由“教化”熏习的途径。中国儒家的“工夫”和“教化”是解决当今人类“有伦理而不遵循”之道德困境的根本出路。
5.2.1 道德的沦丧
社会行为与道德问题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青少年，腐蚀着他们易受感染和尚未定型的意识，养成不知羞耻的生活态度；造成了无赖、犯罪行为和道德败坏。美感的发展，不仅指知识广和读书多，也指能养成社会人的感觉，能够切实端正自己的行为。沙士比亚说：没有德行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丽是永存的。孔子亦说过类似的话：“夫玉者，君子比德焉”，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张载认为“充内形外之谓美”。这些有智慧的人所强调的人的美主要在于内在品质的高尚和精神的充盈丰富。心灵美的培养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与锻炼。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 自西方思潮开始，人们无止尽的追求金钱、物质及观感的享受，致使身心失调、心灵孤寂、人格分裂、心理不平衡引致精神失常、酗酒嗜毒、作奸犯科，杀人放火等。成人的封闭与无助促使家庭教育产生危机，犯罪率高居不下，干案手段更为凶残恐怖，显示了人们在面对“全球化”的激烈竞争，经不起欲求和占有欲的诱惑而耗尽心力，产生了身心扭曲，精神空虚等弊病。由于道德薄弱，人们的犯罪事件日益剧增，如暴力事件、打抢、骑劫、欺诈、电脑病毒的散播与攻击，刑事与商业犯罪行为。青少年的犯罪率除了日益增加外也日益年轻化。学校暴力在许多国家已不是新鲜事。有学生因心理失去协调而枪杀无辜的同学和老师，这反映了教育的问题，反映了社会对他的关怀不够，反映了社会上一种现实的失序。他代表了他对其他人、对自己、对现实、对生活的仇恨。他的生命里没有东西可以真正控制它的情性。当年轻人被以成人的法律来审判，这表明了我们的教育已出现很大的纰漏。以上的弊端已成为社会通病，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稳定及生活的安宁。落实教育改革与人文建设，桥正智育的偏差，加强通识教育、艺文教育、道德教育，以引导青少年成为真正有才德的现代君子。
由于百年来中国儒教文化崩溃，更由于儒教文化的核心——儒学日渐式微，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开始崩溃，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实施自己的行为而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前面说的“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而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与儒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与社会内部的动荡而崩溃，儒学体现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人心中已不复存在，失去信仰的一代不是不遵守道德，而是已经没有了道德的标准。在这种中国文化与儒学崩溃、中国人心中已没有道德标准的背景下，雪上加霜的是，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五十多年来政治权力的败坏与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金钱财富的腐蚀，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面临崩溃，已经降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状态。在今日中国，人们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听到看到的都是道德崩溃的坏消息：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论文、假博士、假医疗器械，还有医生收红包、教育乱收费、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官员权钱勾结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屡禁不止、豆腐渣工程年年出现、更有小学生的愿望是做一个贪官以及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的士座位上铁栏铁闸，住房几层铁门又加防盗网，出门提心吊胆怕被抢，一点小问题就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盗亦无道抢劫财物后常恶意杀人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社会道德已经面临崩溃，我们处在一个完全靠利益驱动的缺乏道德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言利、全民发财就是这一社会的写照。这一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的社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而孟子的这一句话的下一句话：“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是应该让我们有所警戒的。
5.2.2 虚拟的网络世界的兴起
另一个现代严重的教育问题，就是网络虚拟世界的出现。新时代的孩子多能浏览互联网，而网上各类价值观杂然纷呈，孩子们没有足够的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后果可想而知。网上的空间必须与现实空间为依托，但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世界的弊端显露了，不少人，尤其是青少年，沉迷于网上的虚拟世界而不能自己，对现实世界疏离，冷漠，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网上垃圾，网上色情，网上黑客，网上赌博，网上欺诈，人类已陷入一个极端混乱的数字化时代。其复杂性已让法律监控显得无能为力，加强网民的自我道德修养越来越显得重要与迫切。聊天室里无聊至极的聊客，留言板的留言，发出的帖子，讨论的话题，让人感到现代人的俗不可耐，素质极低。加强网上世界的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的道德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净化网上世界，是网络健康发展的关键。对网上世界而言，古圣先贤的许多道理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可以通过网络而提高，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生命的提升初始之道，如果网民能实践这种推己及人的人道原则，网络世界的许多困惑与矛盾就可化解，生命的意义也可提升。
5.2.3 高科技的后遗症
现代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儒学的存在价值。高科技带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资讯发达、生活节奏快速，造成急功近利心态。为了追求功利，可以背信弃义，可以放弃传统美德如勤俭，仁爱等。过分依赖高科技的社会，漠视了文化修养与人文精神的学习，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缺乏温情与人情味。尊师重道的精神经已消失，学生或家长殴打老师或到警局控告老师的事件不时发生。新世纪的新科技让一般人盲目的追求生活舒适、物质享受，导致精神的迷失或空虚，缺乏精神寄托，许多的青少年缺乏理想，爱慕表面繁华，盲目追随虚浮的西方大众文化，如流行音乐、舞蹈等，极端者甚至陷入吸毒、服食软性毒品，贩毒、性泛滥、加入黑社会等泥沼之中。
在这几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取向、文化目标，在新世纪的来临时，是必须重新检讨的。由这个方向走出来的是科技发展、经济成长以及文明冲突已失控局面。地球资源的浪费、自然生态的破坏、社会正义的被漠视、弱势族群的欺压、贫富悬殊差距的扩大，宗教信仰的偏执与排斥异己，使到儒家的理想民胞物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遥不可及。其症结于在强者的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见利而不能思义。
虽然科学工业枝术人类的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时的也是巨大的破坏性的力量。号称进步的西方无限度地攫取自然的资源颠覆了自然的均衡。如今他们始自觉生态学的问题，对他们戡天役物的态度表示怀疑，而醒觉到儒家的有机自然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主导理念。强调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应该说是有其重要意义和合理性的。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光靠外在强制是不行的，它需要主体内在意志的自觉。要如何解决这些道德困境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以培养有知识有道德有修养的优秀国民。
5.2.4 现代教育的弊端
人类生存的危机的产生该怪罪于教育的失败吗？教育的危机是问题的根源吗？当人们知道知识可以创造财富，认知的理性就转为了工具理性。凡事都讲效益、讲目的、讲程序、讲回报。人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先下苦功，教育为此提供了一个平台。三岁定八十的理论，让我们的小孩三岁开始读书，小学开始忙着上补习班，才艺班。中学开始分科，规划自己的前途。大学毕业要不断进修，终身学习，学习成了压力，永无止境的追赶。表面上的有所选择，实际上是别无选择。所以生命变得很枯燥，很无奈。根据西方的传统，教育是为了使人变得自由，发挥其理性。而中国的传统则是使人有文化修养、成人、成君子、也是生命的成长。但今天教育失去了它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的传授及技术的培训。教育成了工具，人亦成了工具。人创造了工具，人亦成了工具。人创造了科技，最后被自己创造的科技被奴役。人建立了制度，最后被自己建立的制度捆缚。信心危机的产生，而产生了文化危机，人对自己、对别人、对将来失去信心；人只有保护自己，互相利用，保护自己的利益；没有了永久价值，没有了真诚的信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盛行，民主与人权成为神圣、自我保护的口号。死于与私利的掠夺，本能上满足的追求，生命自身的逃避，封闭，形成了现代人人格的扭曲。心理病患者的急剧郑家，自杀率、离婚率的直线上升。传统价值的崩离，让文化病态得以蔓延，形成了文化危机。
现代教育最缺乏的就是忧患精神。儒学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国家生命和人民生命生存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体现。“士志于道”，使道德观念维护者，肩负起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这种积极忧道的入世品格和承担实践责任，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这种精神在今日生活在安逸环境中的青少年们是极度的难于让他们理解的，也极度难以培养的。要让青少年们理解当前局势，教育在此的责任更为重大。
今天社会质素不断地往下沉，这里的质素不是指生产力，产品或法律制度，而是指人。我们遗忘了自身。儒学的人本精神消失了。当今人类社会危机在于把生命投向外在世界，我们求生存，求拥有，求赏识，求权力，求利益，求成功、求满足、求富贵荣华，甚至求爱。这种理性外用以致最后变成了工具。西方人从希腊的认知理性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是一种生命的退堕。这种工具理性是以外在价值来取代生命自身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最后必然以效益的数量衡量。这种是缺乏生命成长的教育，缺乏生命成长的文化。结果只有一个空洞的自我，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主义文化。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孔子面对周文疲弊，礼崩乐坏，而要“拨乱扶正”，重建礼乐。他是如何重建的呢？它不只是在内容上着手，也不是凭藉政治身份立法，而是挖深文化的根，把礼乐建基于生命的性情之上。他说“仁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儒学是生命成长之学，我们读书，学习礼仪，接受文化教养，甚至知识，都是为了回归自己。霍韬晦说：“文化应是生命的回归”，原是孔孟宗传。人最后能够自觉的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能够客观地认识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知道这一切都很自然，即使外在世界给你多少的不公正，打击，缺憾，也能够理性的把握，平静应付，迅速的在建立自己的位置，不被排挤在外或不能融入其中。
5.2.5 精神与生存危机
为了生存而进行剧烈的竞争是国际工商业的最新发展。就有人为了争取名利而不择手段，不惜作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弱者则产生了绝望的心态。在现代我们能教育下一代去抗拒功利吗？功利两字是今日工商业社会的主流思想，没有了功利，就没有今日的繁荣社会。中国人真正理解功利两字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西方国家自麦哲伦已开始从事功利事业达五百年之久，而中国自郑和航海无疾而终，错失时机至今有六百年。今天的中国人正在拼命地追回那被浪费掉的六百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不可忘记造成错失六百年时间的根源，学术思想可以兴国，也可以灭国。
人类的精神空间已经受到了伤害，人类的生存空间受到伤害，人的生命价值受到伤害，这一切都与科技有关。我们应该对青年人进行身心的培养和价值的灌输，让他们看到人生的意义，看到他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为社会做出贡献，不辜负社会资源，也不辜负自己。不是被科技所控制，对文明失去了控制，丧失了人的资源性，也丧失了人的生存价值。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为此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
德国人道主义者史怀泽所言“无根、无人、无心、无情、无我”成了现代人类相当值得忧虑的状况。而儒家的伦理目标，总归而言，就是“做人”两字。做成一个真正的人，以表现生活的意义，成就人生的价值，通到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来完成人生的价值和社会文化的价值。我们今天所选择作为自身价值判断标准都是外在化的东西。许多人只把赚钱成名定为人生的目标，完全没有了内在的自我价值。以外在来衡量自己，将自身的价值定在外在所给予的价值上，忽略了对自己内在世界的经营，久之，一旦外在世界与自己出现了裂痕，这就成了精神病患，自杀案例不断增加的主因。人已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主见。如果一个人或受过儒学教育的人，就能把握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发挥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那末无论现在或未来，生活和工作环境如何变化，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克己复礼、立身成德的“个体人”；孝弟慈爱、友恭和顺的“家庭人”；谨慎信谅、互相合作的“社会人”；承先启后、光大道统的“民族人”；公忠体国、壮敬自强的“国家人”；因革损益、与时并进的“时代人”；以民为贵、民为本，与民同好恶的“民主人”；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工商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学术人”；游于嬉、成于乐的“艺术人”；义之与比，见义勇为的“侠义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隐逸人” ，许多现代的问题都可以获得圆满的解决。虽然以上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境界，但我们不需一百巴仙的达成，像只需五十巴仙或更少的二十巴仙，我相信我们的世界就已经可以非常的美好了。
儒学的这种集体主义观，牺牲精神，责任感，道义感，在自由主义泛滥的今天，生存空间是有限。于是，把儒学当作道学来讲，修养心性，而且只有为人处事，乃至责任只局限于小义，以便符合当下社会的个人主义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舍小义为大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人格的塑造在现代就看不到了。那种儒学要求的“践行成才”，“言行一致”就实在难以培养起来。儒学要讲伦理道德，讲中华的传统政治学，乃至教育观，讲民生等等，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人民的命运关系。现代的教育都不再讲这些了。这样成长起来的人，是有人格缺陷的，无法实现自我完善，也缺乏社会，国家，人民的理想以及责任感，人生观，世界观都是有缺陷的。
在当前经济一体化及全球化人文学科面对很大的挑战和机遇。当科学与法制不可能完全有效的解决人的精神寄托终极关怀问题，也鉴于高科技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失衡的负面影响，德育之必要对未来社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管是儒家或其他的德育论点的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都是当代人精神文明的重要资源。

6. 儒学对后世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的老传统，是历史上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它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儒学对当代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儒学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经久不衰。在广袤的土地上聚集了众多的人民，在这样的国度中，能够流传如此长久，绝不是什么偶然原因所能解释的。可谓根深叶茂！儒学还传到国外去，先传到周边国家，再传到世界各地。东传日本，西传美国。在美国有华人街，立有孔子的像，还有的州以孔子的生日九月二十八日作为教师节的日子。美国有的杂志评选世界历史上十大思想家，孔子高居榜首，可谓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反对孔子的思想与行为，如太平天国曾经侮辱过孔子，五四时代打倒过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孔子儒学，但是，孔子依然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儒家的圣人。反对他的那些人却像过眼云烟，热闹了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今后再有什么风云变幻，也不会改变这种局势。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说明了儒学的社会价值。儒学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扎根于社会，不是一阵风。长江发源于高山，流经中华大地，汇聚众流，逐渐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巨流汇入大海。儒学就像长江水，也是从小到大，形成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汇入世界思潮，成为世界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流，大大丰富了世界精神宝库。
面对全球化形势下人类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举世呼唤理性，呼唤全球伦理。但迄今为止，主导世界已有四、五百年的西方思想并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危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影响甚深，并远播西方，在欧洲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儒学经典具有强大的力量在敦促我们日新其德，向着完美的目标前进。如果缺少这种精神感召与实际训示，再好的条件也难于走上现代化。在此证明了儒家与现代化是有内在联系的。从世界范围看，除了欧美等老牌发达国家之外，先后实现经济起飞，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四小龙的腾飞，无一不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处于儒家文化圈影响范围之内。近年来，西方评论家不断提到，东方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因素，就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所教导的勤劳、敬业、互信互助、合作、关心别人、是可以随着时代的运转，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动力。还有儒学主张的和平改革、不采取激烈的手段；又要求日新又新，随时求进。这些伦理观念，对工商社会正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华人首富李嘉诚也不否认儒学对他的重大影响。儒家伦理不但两千年来深植人心，而且它含蕴的活的素质，已经悄悄的注入现代企业之中，而成为一种新的精神动力。 在我们不察觉间儒学早已默默地在发挥了它的功能。受过国家伦理熏陶的国民，一定会公忠体国，关怀社会，而愿意奉献他们的心力，使这个社会更繁荣，更安定，更进步，也致力于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实践证明，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及作为其主体的儒家学说是经得起考验，富有强大生命和活力的，她可以为经济全球化所面对的窘境，提出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解决方法。
1937—1945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政府、知识分子和全民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御外来的横暴侵略，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来振奋军民的精神、意志以反抗侵略，对儒学的态度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儒家伦理砥砺德行、变移风气、鼓舞士气、增益爱国心和树立自信心的功能，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这时提出的以“八德”为救国道德，“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既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建国方针所肯定的民族精神和根本德行。国民政府时期虽未明确提倡孔子和儒学，但把儒家伦理的道德原则视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把四维八德作为中国立国的纲维，实际上是把儒家原则作为三民主义的根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宣布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儒学在大陆悄然从民国时代占有的舞台退出。七十年代毛泽东与四人帮发动全国性的批孔运动，全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激进主义而更远过之，使孔子的精神权威荡然无存，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受到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破坏。 这可说是中华文化在近代的严重的失误与损失。
或许有人会挑战说西方没有儒学也一样的成功。这说明了一点，就是思想因素，一如东亚的成功同样是思想因素。欧美受了基督新教的影响，他们说上帝创造了人给他智能才情就是要他去发挥潜能追求他所要的。还要他们必须节制欲望，节制后的财富的累积就有了资本。技术则要靠教育。基督教思想的国家如儒家思想的国家一样都很重视教育。有了技术之后的成功就要靠勤奋努力，所以他们成功了。这里说明了成功在于正确的思想观念及教育的重视。不管是东方或西方，不论是在科技上、还是在经济上的发展，到最后都走到同一条路上：人为了什么而活？什么是人？许多的学派给了很多的定义，而可以把人性说的真正符合实际的人性，就可以让其思想影响的人走向正途，得到一种真正属于人类幸福的发展。而儒学就是这一种学说及思想。
在探讨儒学教育的必要性我们必须了解儒学对未来社会有着怎么样的作用。儒家的“随时处中”与“随时变通”的易哲学，可对应未来社会的多样的变化，能支持人类的良心。儒家的天赋的善性论的人本思想，能发挥克服和调节机械文明的弊端。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中庸》）。儒学中的生活化的诚与敬的哲学可称为人类共同体的生活轨道。在维护确立地球村的秩序，儒学的礼教是有其基本的作用。在“恕”的“如心”的思想中的推己及人，立己达人，可以成为国际化时代人类之间圆满关系的伦理。
周桂钿认为儒学影响深入到民众之中，不是一阵风可以吹走的。儒学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儒学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家的思想，很具体的表现在许多政治活动与方针政策之中。中国现代革命的成功与经济建设的许多成就，都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有某种联系。 新加坡在1983年实行了儒学教育，很可惜的是在1989年间，被突然间因宗教和谐的理由而被中止了。但在它的经验报告中列出了它所推行儒家伦理课程取得的成果，这包括了儒学思想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人生观，能向上向善方面发展；在处世方面，帮助他们学到做人的道理，在学校、在家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如尊师重道、孝顺父母等概念；此外，儒家课程加强学生对中华文化历史的认识，使他们对自己的根源较有认识。
儒学中的君子行健精神，正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好的诠释。儒家经典中无不流露着儒家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天下为公”“先忧后乐”的集体情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爱孝娣，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修身养性，慎独律己”的修养态度，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这些正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体现。古语说得好“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孟子说：“无善恶之心，非人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儒家思想总会促使中国有良心，有理性的知识分子站在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幸福的立场，为历史文化的开展，学术慧命的延续以及共同意识的兴发而努力、而奋斗、而牺牲。 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岳飞；从“讨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到“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和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还有无数铮铮傲骨的人物，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词，警世之言，闪光而伟大的名词都代表着一页页感人致深的历史和时代精神。无不张扬着道德的大旗，耸立着一座座人格的丰碑。 孟子标示的“劳心者”主动地、自觉地为芸芸众生的大义大利争取生活、教育、艺术和宗教等基本权益。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不论从原始儒学的理想形态儒家伦理来看都是以体验人生为天赋的参与者。他们都有着通过身体力行的儒家实践精神，既劳心又劳力。体现了圣王的忧患精神。他们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每一分子的身体、心智、灵觉和神明各层次的合情需求和合理表现，作出了不可言喻的贡献。

7. 儒学在现代存在的意义
全球意识要求设立相应的全球伦理，在人类文化史上，儒家文化是对伦理问题思考最透彻且最深入的思想系统，儒家文化对全球理论的建立应当有所贡献。 全球化让富国主宰了全球经济动向，而弱势族群被恣意的宰割压榨。反全球化，呼吁平等、均富、环保的声音越来越响。反对为了追求经济成长而牺牲社会正义，破坏生态环境及主张全球财富共享。这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良心的醒觉，也让一些政界领袖呼吁重视全球化的社会责任。在儒家的人文考量，良心的醒觉的根本要务必须从教育改革及人文建设上着手。“见利思义”、“利者义之和”的儒家思想已不存在当世为利而生存的人。问题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很多，但儒学绝对是其一可行之法。我们必须认真探索被冷落的儒家宇宙与人性论，发掘这些东方价值观的深层意义，回到保持社会文化平衡与自然生态平衡的正轨上，致力于东西方文化融合与人类共同文明的创建，人类才能走出黑暗，迎向光明。只有中庸之道才能消解当今世上的特长性与宗教性的两种价值导相反的文化冲突，新加坡的调和种族与宗教的成功，中国中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最好的范例。我们必须从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中对新生代的人文教养中开始，引导青少年的正确的价值观，开拓心胸，体认人、己之一体相关。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因为以巧取豪夺的财富，建筑在他人痛苦上的快乐，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在利物利天下的共同志业中，人人各得其利，才是长生的美善之道。经济的全球化追求的是经济的一体化，但文化却是多元化的。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相互冲击激荡，根据客观需要作出调整，交互补缺，吸取优点，这些文化不仅可以保存，更可发扬光大。博大精深的儒家传统文化在新的大环境下是应该可以发扬光大的。
净空法师说过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现代化的要求，从根本上说，和谐是宇宙万物存在发展的基础。而对和的追求，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要求。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钱逊教授认为，儒学中的“和实生物”思想就是和谐社会的根据；“万物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的要求；适度是达到和谐的条件；法、德、礼是和谐社会的杠杆。同时钱逊教授还特别强调，情又是法、德、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情是人性的表现，由情而有行；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情，所以人道“始于情”，情是人道的基础。在今天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保持发扬重情的优秀传统，使法、德、礼相互协调，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梁漱溟对儒学的领悟是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绸缎未必是愉快的，而穿破布或许是最快乐的。这里折射出了儒家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态度。这是现代人把物质享受当作求学的最终目的是有必要修正的。
儒家思想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有何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有助于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但是现实世界中贫富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和依赖性加深、加重，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与外围边缘化的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一系列问题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很难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全球化令其日益突出。上述矛盾不解决，经济利益的流向失衡，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人类整体而言的意义就是一个疑问。频发的冲突、动乱、战争等也难以在根本上得到抑制。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区域之间越来越彼此依赖。既不可能置他人于不顾而自己独存，更不可能损人利己而自己长盛不衰。最明智的选择还是共存共荣，建立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分担的环球新秩序。对发达国家而言，必须意识到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自己要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必须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改进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获得合理的财富。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帮自己，因为“立人”才能使自己“立”，“达人”才能使自己“达”。同时宽厚地对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厚德”，才能“载物”，才会发展进步。否则，落后国家民不聊生，灾疫、动乱、战争不断，造成环境破坏、污染，不仅损害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甚至人类整体的生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应该认识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天道”是永远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因此真正的“君子”就应该不断地自我发奋图强，不能完全指靠外来的援助，或单纯抱怨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必须自尊、自立、自强。下决心革除自身的种种弊端，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只有这样，民族才能强大，才能立足于世界。
儒学教育人们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人，孔子主张“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他说：“三军可夺其师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论语•子罕》）。这种思想经孟子继承发挥形成“士可杀而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几千年来，这种大丈夫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的独立精神，鼓舞了多少中华儿女的英雄志士，为了民族尊严，国家荣誉，保持独立的人格不受侵犯，义无反顾地与强权抗衡。这种坚持独立人格的意志，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不屈不饶的硬骨头精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面对廿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面对了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这种坚持独立人格的大丈夫精神更是需要继承与弘扬的。
在历史上中国人把儒学称为“身心性命之学”或“安身立命之学”，用今天来话说就是解决人生信仰、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之学，儒学中所说的“上达天德，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天道性理以及立人极、三不朽、返心复性致良知”等等，都是通过儒学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生命。所以，要解决今天中国人生命无处安顿飘荡无归的状况，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中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从而克服可能导致社会政治动乱的隐忧。 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市场经济中，中国人忘记了“利用厚生”的原则前面还有两个字：“正德”，即忘记了要用道德来规范指导市场经济中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中国人就人像孔子批评的那样在市场经济中“放于利而行多怨”，结果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与两极分化，引起了社会人群之间的普遍怨恨，直接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人类历史上很多内战，都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的。所以，中国今天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与两极分化很可能是中国社会动乱的导火线。只有儒学提倡的“中和价值”才能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道德的基础，才能限制资本恶性膨胀向非人道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提倡的“中和价值”才能避免当今中国的社会出现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阶级对立状况，真正实现儒学“均富”的社会理想，即实现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 “均富”源于中国，而这一思想却在欧洲国家发扬光大。
儒家“民为本、民为贵、重民意、重民生”的传统，可以支持国家政治落实完成民主治国及“法制”的层次。“仁道”“恕道”“中道”以及“和平精神”“大同理想”更是当前人类所迫切需要的。就前人所作的考证儒家思想对世界的贡献大概有以下的一些：儒家开发了“人性本善的道德动源”及“天人合德的超越企向”；儒家建立了“孝弟仁爱的伦理思想”及“情理交融的生活规范”；儒家体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生死智慧”及“因革损益、日新又新的历史原则”；儒家提揭了“修齐治平、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及“内圣外王、天下为公的文化理想”。它的普遍性的道理，既可以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原理，也可以作为人类文化的共同基础。
儒家思想在近代化的社会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前现代化社会的制度基础，如科举制以前儒学已经经历了千年发展的历史，又如日本有儒学但并没有科举制度。 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如杜维明所说：“虽然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与农业经济、官僚制度、家族社会有密切关联，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但既不能把儒学简单还原为家族主义、官僚主义、反商主义，而且也不能认为社会根柢被摧毁，儒家思想就因此丧失了它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这些关切和意义与现代世界仍然相关。”
7.1 儒学的实践价值
儒学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欲与理的交融统一。它强调培植人性的情感教育，以之作为社会的根本，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儒学也十分重道德，它将政治、伦理、宗教交融混合在道德之中，从而在后世使意识形态、宗教激情、专制政体、家族权威、个人修养融合混同，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
孔子重视文学，他自己熟读《诗》、《书》六艺之文，也把它们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季氏》）他按照学生的专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而这四科中，德行居首位。孔子把德放在文之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都表现了这个观点。孔子一方面重视学术文化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在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上，他强调德行是根本。在文化修养和言辞的运用上，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种要求文质兼备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看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古老的智慧中学习到什么呢？
7.1.1 仁学
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仁是孔子集唐虞三代相传的伦理观念所建立的道德哲学思想体系。《吕氏春秋》讲“孔子贵仁”。后人大都认同孔子的儒学既是仁学。孔子对仁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着重阐发了仁者爱人，仁者知人的思想。他把知识问题从宗教鬼神观念中分离出来，使之走向人文和人道的归宿。宋明理学儒学释孔子的“仁”为生，是生命之源，是新生生命潜能的载体；“孝”亦是生，是生命的延续；“义”亦是生，是生命生生之所宜。“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生生之德” 。生生便是儒学人文精神的血脉。仁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任则生，不仁则麻木枯死。“仁”即人群相处之道，国学大师钱穆说：“孔子教人学为人，即学为“仁”，要做到“仁”就要先做到“孝”，孝是仁爱的根源，更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孝”是孔子所说的“欲仁”，“志于仁”，“不违仁”，“用力于仁”，“当仁”，“蹈仁”，“成仁”等，都是对于“践仁”的引导。胡适认为只要改变自己，才能做好人。《论语》中提及做人的方法非常灵活，既让人远离虚伪奸诈，又不陷入迂腐僵化，正是我们现代人想要达到的“完人”之境。作为道德的基础，它具有超越层面的品格和终极关怀的性质。
儒家是所有道德学中特别重视“仁”，它可说近于基督教的“爱”，佛教的“慈悲”。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修养。仁的修养就在诗。《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简赅深刻的点出了诗教就是美育，温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现。儒家学说强调了“诚”与“自谦”为心的一种真实自然，浑然天成的本体状态。而要达到这种状态，周敦颐说：“寻乐顺化”。 通过乐的中介圆融作用，使人进入浑然与万物为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是现代教育极为缺少的，也是我们所应关注的。
儒家的仁教是止立己到立人，由成己到成物，由内向外进行的。仁教可以是确保立己、立人、立物到正己、正人、正物及完成成己、成人、成物境界的根据。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为孔子对立己、立人、立物的说明。子曰：“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为己既是成就自己，是道德的自我完成。“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贯之”朱子在注释中说：“尽己为忠，道之体也，推己为恕，道之用也。……合忠恕正是仁。”。在这建立自己、建立他人、建立事物的基础上，以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万物万事为目标，践行仁道，则可以实践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可能性。对于成己、成人、成物，《中庸》的第二十五章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及第二十二章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说明了成人、成己、成物是不可分离的严密体系。
7.1.2 人才教育与人格教育
孔子对教育有两个基本主张：人才教育、人格教育。人才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在学习有成之后，可以用之于社会，造福人群，贡献国家。孔子就是诗、书、礼、乐、易无所不通的人才。否则孔子不能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义来教导学生。人才教育的目标是用至于外，而人格教育的目标则为成之于内。前者为用，后者为体。能够立其体，才能不受用的拘限，走出圆满的人生。当然这不是易事，而通过教育是其一可行之道，也为最有效之道。颜渊为例，充分的表现安贫乐道的精神。孔子对人性的洞见是“人心向善”，因此人生之道自然成为“择善固执”。儒学认为人皆可成圣贤，因为人人天生有善的潜能。孔子很明白的指出：“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要找回迷失的本心，则可察知“人人有贵于己者”，亦即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孔子强调人格教育是理所当然的。
人格教育使人同时可以安身与立命，肯定人在命运之外，还有内在使命须达成。这种使命又是与时并进，终生存在的。 在儒家的经典里我们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在肯定了人性是向善后，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有人性，它就不断发出向善的指示，因为它是人性本身的一种潜能及趋向，因此必须在人生的过程中实现；这种自强不息就是日新其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若圣与仁，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这些都不单是谦辞，还肯定了人的无比潜力，“人能弘道”，需要儒家里的大丈夫的直勇猛精进的行径。儒家主张劲健、奋发的人生观。人生没有一刻的松懈，并不表示儒家很苦很累；相反的儒家随时可以获得快乐，因为他们走在满全人性的路途上，内在自发的快乐是充沛无比的。现代教育偏重人才的训练，学生只需专于一技一艺，就可以在社会上谋职安身；而道德教育的人格培养，学生则可进而反求诸己，辨明人生的本末轻重，选择自己的立命之道。但是，如果想“见多识广、通情达理、温和自持、群己相融、涵泳文艺与创作不息”那就只有靠人文教育。
儒家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正是成人或之称为人格的完善，构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 在儒家看来，人应该能够按照人的本性来行事，并能够为违背人的本性的言论和行为而感到羞耻；人有羞恶之心，就可以不做有悖于人性的事情，偶尔做了也会感到痛心疾首并迅速加以纠正；如果一个人没有羞恶之心，寡廉鲜耻，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人；一个人如果丧失了羞恶之心，那他也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儒家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知耻的实质及其道德价值。
7.1.3 人文精神
孔子的教育思想正是建立在他的人文哲学基础上。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以完成道德的人格为主要目标。人文精神是指人的生命的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它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他不仅是道德价值，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哲学院院长冯俊认为，所谓儒学人文精神，一曰人文，二曰人性，三曰人本，四曰人道。自孔子开创儒学，“人的精神就从神的手上解放出来”，从而张扬了人的主体性，超越了主宰性及“上帝”崇拜。因而，中国文化之中没有诸神之争，儒释道并存，这正是儒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所在，也将是儒学今后走向世界的优势。而其人性的特征就在于把对普遍人性的探讨作为儒学义理和价值的基础。 儒学以道德立教，意欲使人成为有德性的人，使社会成为和谐社会。作为道德的基础，它具有超越层面的品格和终极关怀的性质。儒家的教育，是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促进人类的自由幸福为终极目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就是君子教育，人文教育。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位，“人”与“文”为本性或自性。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自身心灵的关系合乎中节的协调，以教化天下，而由此发展出了礼乐文化、仁爱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最合乎常识，最合情合理的生命体验，它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儒家的东西好像家常便饭，平淡无奇，却又圣人有所不能。现实上人很容易脱离中庸的理想，一旦偏离正轨，则精神上的百病丛生，如果我们能够紧紧地把握着儒家的根本智慧与理想，就能够在现实社会实现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或许有人否认儒家对民间百姓及现代的中华民族的影响，但事实上广大民众已受儒家的潜移默化，例如今生重于来世、家庭重于个人、道义重于富贵、利他利己并重、安于命运而不放弃责任，这些儒家因素都直接或间接的塑造了中国人（华族）的内心信念，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大多数的华人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并不表示他们的内心没有基本的信念，而这种基本的信念正是从家庭、学校不知不觉中得到的。儒家的社会与宗教功能也就在自自然然的情况下发挥出来。 一个上面提过明显的例子，东亚五小龙的创造的经济奇迹，成为人类历史上续西欧与北美后的第二个现代化的例子。他们走上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及思想因素，而这个共同的信念来自儒家的思想的影响，也就是儒家的伦理学。是儒家思想使他们忠于家庭、服从权威、尊敬长者、勤奋努力、俭朴自制、互相合作。如果缺乏这些伦理信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体系、生活规范、与社会结构，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
7.1.4 人本精神
孔子的仁学也可称为仁学或人本学，因为仁学的核心就是讲人。孔子的仁学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儒家以宇宙为天、以道德为经纬。所谓“道”，是指人世社会里理想的境界。儒家对于精神世界及对于知识的态度昭示明显。它没有将个人与社会的人分开，也未曾将社会的人从整个的自然界分开，它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正当对象是人的本身。它不仅尊重人格，也注重如何做人，怎样做人。他所说的人就是具有人格的人。“本天道以立人道。立人德以合天德”是说传统教育向往的是天人合德的理想人格，也就是圣贤君子的人格；“联属家国天下而为一体”是说传统教育重视生命的伸展扩大，要化小我为大我，把家庭国家天下通而为一；“以仁为体，以知为用”是传统教育要求的仁智相彰、道德与才智兼备的人文教育。所以儒家认为，教育的目标，不但“修己、立己、成己”以养成个人的“德性、职能、学识”，还可以向外伸展，如由修己而通向“治人”，使教育的功能伸展到政治领域；由立己而通向“立人”，使教育的功能发挥出教化的作用；由成己而通向“成物”，使教育的功能扩大到事功的层面。回顾历史，每一个时代的教育都有它的时代使命与功能。唐宋五代，宋儒是当代的理学家、哲学家也是教育家。在教育方面，他们不满意科举所造成的功利风气，而以民间讲学的方式，展开持续性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不但造成了儒学的复兴，也造就了当时全世界水准最高的文化——无论哲学思想、伦理风教、文学艺术、知识技术、工艺器物等都是第一流的。使得全世界的人为之感到无限的惊奇、赞叹和羡慕。如果没有宋儒推动教育，就不会有这三百年的华美精致的文化。
孔子的仁学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孔子确实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倡导仁义，提倡礼教。他所倡导的儒学充分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精神，这种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与今天所提出的尊重人权、以人为本和科学精神义理是相近的。仁与人在内涵上有相互贯通，圆融之处。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仁的核心是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作用，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仁与人的内在联系，是超越的基础。人应该是有仁德的，无仁的人就不能算是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内在超为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爱人是人的自我醒觉和自我肯定。这个“仁”到现在人们还是认为管用的。它可以作为医治今日社会病态的药方。
儒学的克己是说约束、克制自己，发挥人的主体性，协调人的言行举止符合的要求。在贯彻仁（人）本精神上，孔子强调“为人由己”，是说仁必须通过人的生命来完成。仁不是表现在外的德目，而是人的自我实现。从内圣仁的自我修养，到家庭仁的实践，在到外王仁行天下，贯穿着人人互爱的人道精神，使人本精神的血脉和生命。无人道精神，人本精神是不可能实现的。墨子的“兼相爱”，孟子的“仁者爱人”、“亲亲，仁也”，苟子的“平政爱民”、“上贤使能”都强调泛爱众的人类之爱的人本精神。儒学强调“仁”要从自我开始做起，确认了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标志着整个主体的自觉。孔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心修养来培养仁。孔子把一切对与人、事、物说显现的德兴看作“仁”。仁是道德的根本，是价值的根源。仁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普遍原则。仁必须落实在具体的实际生活及在现实中的表现出来。“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也是为人处事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具有仁心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积极进取、见贤思齐、推己及人、温良恭俭让、孝亲爱国、见义勇为、见得思义、见危授命、杀身成仁、为大众谋利益的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是当今社会已经很少见到的了，也是当今社会所急切需要的。
儒学中的患忧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与笃行精神是中国人本精神的体现。这些精神是人对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变化，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社会环境的腐败凶险、心灵精神的苦闷空虚的思考和回应，是对人的生命的尊严、价值、意义的重建，使人对价值理想的终极追求。这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所必须纳入教育议程内的。廿一世纪充满了挑战，我们不得不在历史文化中面对新时代。儒学在面对消费文化，环境理论，国际冲突等问题上，的确可以提供基本的理论态度，作为回应时代之指南。
7.1.5 道德修养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说明了孔子视修身为目的。“修德”并不容易，那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关怀人类社会福祉的胸襟。“讲学”（讲究学问）也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负起对社会进行人文教化的责任。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要能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作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就可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
现代的功利主义的德育目的观是主张依据社会本位去塑造“社会”需要的人。强调理性、公正等道德品质的形成，而忽略道德教育的关怀。功利主义的德育观实质上已经导致了道德教育的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了德育信度的丧失、德育效度的缺损及德育地位的下降。 教育是一刻也不能没有精神追求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急功近利已成为内在的精神缺损。治理社会是要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就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道是以合不合“道”为标准，这里的“道”是指“天下之达道”，即“和谐”，而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
德育目标中对道德情感、直觉的培养，德育功能及发展价值是必须被肯定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加州的贝拉教授批判过今天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如果再不从本源处转向，正视道德宗教的终极价值，他们根本没有立足学府的权利。以企业管理和心理治疗来取代道德宗教，把人类的生命和灵性层次的大问题归约为技术处理是不可思议的。他提出对症下药的办法是重新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就是重建希腊哲学，希伯来神学和中国儒学所谓的身体力行的道德宗教精神。
《荀子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不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儒学所折射出来的思想道德火花，通过与现实的结合，把真诚朴实的道德思想传播给了涉世未深，天真活泼的青少年。通过这样的传播，展示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碰撞，揭示了正与邪，灵与肉的冲突，以德业相劝，以过失相规引导学生，让学生可以看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我们树立了实实在在的榜样，“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人性要向好的方面发展。从而营造了积极进取的校园氛围，引领了学生的价值取向。荀子的教育的目的主张“学为圣人”。荀子主张人性本恶，所以荀子的品德修养的方法，是重藉助外铄的力量，以矫饰人的本性，而陶铸为理想的人格。而品德修养的最有效的助力就是礼乐。礼可以为一切行为的的规范，是一切事理的最高准则，循礼则修身，不循礼则身败。后来的发展是孟子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出现，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道德自律被拔高到了绝对的地位。“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人之初，性本善”，从儒学人性的角度去唤醒学生对生命的共鸣，对生命的热爱。让千年儒学和经世致用的儒学遗风习俗，促使学生向更强健、更富柔情、更有胆识的人性道德向前发展。
儒家认为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那么“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如果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根本混乱了，治好“家”、“国”、“天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庸》一书中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要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 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儒家讲“修身”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就是要求建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诸多方面的和谐社会。儒家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建立在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修养。
以中国人的智慧孔子论教育的目的的主要目标为完成道德人格。孔子也勉励人“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俾完成道德的人格。孔子以君子代替心目中人格完美的人。而君子完成人格品德修养的途径就是知仁勇。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可明事物的条理，命辨是非，是以不惑；仁则克己爱人，乐天知命，天人合一，是以不忧；勇为见义以赴，不避危难，是以不惧。 仁以立身，知以明理，勇以行事，由内而外，可说是是修养品德以达到完美人格的必经之路。
7.1.6 审美教育
当代教育思想崇尚自由、倡导人的能动性，视人为自在、自为的存在。同时，又强调责任的承担，道德价值的引导和对“真、善、美”的皈依。 真正的美应该是广义的，它是以“真”为出发点。一个心灵美的人，应该是一个真诚的人，尊重事实，尊敬科学，尊重真理，不虚伪不骗人。而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建立而善则是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所以教育在塑造理想人格中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教育应当根据社会的现实把握教育塑造人格中应起的作用。教育要达到的最高目标是能够陶冶人的整个人格，作用于人的整个生命进程。 儒家在劲健、奋发的人生观上发展出了身心合一的审美观、人格美的境界及人文美的境界。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建立而善则是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所以教育在塑造理想人格中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儒学不讲西方的身心二元论，它主张身心合一论。儒家的美是人格之美，人的身体只是一个凭借，随着自然生命的成长，从内在的要求走向善途，归结为人格的完成。“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孟子把人格区分为六个境界：“善、信、美、大、圣、神”。“充实之谓美”人的形体与道德合而为一，人的自然生命的举手投足间皆引发价值生命的实现。“己立”、“己达”都是儒家的合善、信充实的美。比人格更进一步的美是人文之美。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就是人文美。人文之美强调礼乐。孔子的美学特色是承接传统礼乐，转化为人的内在心性——仁，再以仁为基础，通过人文的陶冶、修养，使到个人可以和自我、社会、自然维持和谐的关系。 孔子曾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还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显示了儒家的深刻的人文精神。
心理学与生理学的研究显示了人类具有四种不同性质的秉赋能力，那就是：认知、意志、欲望和情感。当人不断成长，知、志、欲、情也日趋成熟，进入人类文明的发展轨道。认知是人类科技文明的学习与继承；意志是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服从与坚持；欲望是提高经济及生活水平的要求；情感则是对人类自身的美好本质及神圣理想的信仰、认同和热爱。认知的目的在于揭示“真”、意志的目的在于坚持“善”、欲望的目的在于谋取“利”，而情欲的目的在于追求美。这是四种价值尺度而达至的四种人生境界。只要人可以将欲望升为崇高情怀，从而真正体验到自己是一个内不昧心、外不崇物的自由自觉者，这就是人生的“审美境界”。审美是对知识、道德及利欲的补救。
在21世纪的今天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人除了具备实用价值外，也要求人们更趋成熟，更具创造力，更有承担力，又能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人。道德修养成员工必备的重要的素质。纵观以上论点回归儒家的美育是有必要的，因为受儒家教育熏陶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上都是可以的。“真正的美”乃是对正义、善良与和谐的理想的肯定。 艺术越群众，也就越有责任去提高社会的理智水平和道德水平，提高社会的审美修养。美育和德育的结合，能使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要求变成学生自觉的主观愿望。
7.1.7 家庭伦理
有些儒家伦理思想是只需稍加当代转换和诠释就可以继承发扬的。如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等。家庭伦理上，儒家说的是“孝、悌、慈”。明儒罗近溪说：“家家户户，皆靠孝悌慈过日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壮有所用……”（《礼运大同章》）皆在显示儒家所说的家庭伦理。道出了生活的价值内容。家庭里没有了“孝悌慈”，则老者不得安，少者失其养，壮者失其责，日子该如何过呢？《论语》中也有不少语录是针对家庭的价值观的，是深具启发性的精神文明的资源，而今日仍可活学活用的。子曰：“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孝”，标榜的对父母的尊敬和对子女的慈爱，能够支持及培养家庭、家族及血缘之间的凝聚力。孔子主张子女对父母孝敬，父母对子女慈爱。他也说：“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就是有教养了。
顺亲亲纲领而表现的，就是天伦之爱。“父慈子孝”与“友爱兄弟”是家庭天伦的经营，是理想家庭的格局，如果这种风气可以带到整个社会国家，那将是一种文明优雅的社会。上对父母是孝顺，中对兄弟是友爱，下对子女是慈爱，这都是伦理观念的实际表现。这是二十一世纪社会所欲达到的目标。净空法师就是从这个纲领出发，在庐江的汤池镇的十八个村，四万八千人展开了实验性的和谐社会实验镇，而在短短的三个月已看到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儒学把“人”和“仁”的根本建立在日常生活，也就是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上。从“三年之丧”到“人禽之别”就是强调家庭中子女对父母感情的自觉培养，而这是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把家庭价值置放在人性的情感层次，来作为教育的根本内容。 现代社会的危机就是家庭的慢慢瓦解、转型。家渐渐变成像旅馆一样的地方。现今社会上的许多病态和变态现象，就是家庭的功能与地位受到挑战、考验之后所造成的后果。儒学教育对于重振家庭伦理对现今社会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张岱年先生曾说过：儒家的伦理思想中所说的“三纲五常”，在今日由于时代的变化“三纲”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为臣纲，由于“君”通过选举产生，君与臣的关系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父为子纲，现在的子女远离家庭去求学工作，在事业上艰苦奋斗，要在激烈竞争中取胜，必须“只争朝夕”，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父母。父母对子女的行为，已经鞭长莫及。夫与妻的关系，由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夫为妻纲也不存在了。但“五常”却不能丢。“五常”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不会有过时的时候。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个体以及不同条件，都会有不同的义。这是十分正确的。义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而坚持义的原则却是不变的。这里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之光。从这种意义上说，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是需要的。这也是因时间、地点、民族而不同的。智，原来是指知道仁义礼，现在把它阐释为智慧、智力。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智是重要内容。社会的发展，从实质上说，就是人的智力的提高。这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提高，发挥了智力的作用，体力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信，就是讲信用。也可以称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起码的道德。欺骗总不是所提倡的。
在今天最基本的做人原则如诚实、守信、礼貌、正直、责任、谦虚、勤劳、勇敢、敬业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爱憎分明、富于同情心、遵守社会公德等等都被忽略了。基础的道德教育实际上更为重要也更切于实用。基础的道德教育是做人所必需的共性，因此它们就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普适性，在任何时代、对不同的种族、阶级都是共同的要求。 一个连最基本的守信用都不愿讲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他可以坚守信念吗？一个连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师长都不愿爱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他去爱整个民族和国家吗？一个从不考虑他人存在和利益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他可以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吗？中国古代儒家“小学”的道德教育，强调从小孩的“洒扫应对”做起，到“大学”才强调“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这是掌握了教育的循序渐进规律，就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
7.1.8 性情教育
在儒学教育的发展上，有人提出了性情教育。现今社会十分依赖法律制度，而法律制度的压制是属于消极性的，是不能治标的做法。治标的方法必须从文化根源着手。最终还是必须回归教育教化的功能，回归与儒学的生命成长之学，回归生命上来解决。归根究底，人必须被培养化解私欲，除去错误的思维的能力。不要生活在不健康，不公正的，封闭的心态下。性情教育是可以开发孩子健康心灵的教育；性情文化是培育孩子健康成长的文化。唯有生命的根基在第一步就开发好，以后就会在正途之上了。“慎乎始”就是生命的真谛。现代人最需要的是恢复其志气，加深其修养。认识其生命，开阔其眼界，扭转其思维，提升其境界。中国人的最优秀特质是懂得将成年人的智慧和孩子的纯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当我们面对现实无情的打击时，只有这种心灵生活能怃平我们的创伤，让我们变得豁达、使然、得以重新面对纷纷扰扰的世界。这个优秀的特质已被污染的心灵遗忘了，这是我们急切需要找回的。霍韬晦老师主张性情教育的引导，开发内在的性情，读性情文化之书，深化其感受，广大其胸襟志业。正如孔子说的“志于道”孟子所说的“士尚道”，在霍老师的努力下香港法住文化书院累积了逾千个成功的个案，是可以效尤的。儒家之道之所以能够通过教化以达成化民成俗的目的，是因为儒家所讲得本来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理常道。教化即顺乎人心，又通乎人情，故能风行草椻，无远弗届。
7.1.9 礼乐诗教
儒家人文精神不但具有深刻的德育品格，而且还拥有独特而完整的化育之道，这就是以礼乐艺教，家园美育和山水美育为基本途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说明了礼乐艺教的功用，在于怡养性情，也可证明乐教对人文启迪的重要性。《论语》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短语是儒家人文教育的基本旨趣，总括了儒家的教育宗旨。无论个体人格的陶养，社会教化的设施，国家政治的绩效，都可以归到“兴发情志（兴于诗），坚实自立（立于礼），和谐完成（成于乐）”这三个进程上，来加以考量。中国自古以来，有“诗教”，有“礼教”，有“乐教”，所以人成才很容易。如今“诗、礼、乐”皆已无教，人何以堪，文化又何以堪？这千年的智慧是我们应该再提倡的，美化人心，启迪社会文化的成功是可以作为借镜的。六德六行与六艺的教导是可以力证中国很早已经施行了德育。孔子的“游于戏”其中之一所指的应该是六艺，这也包括了“诗、礼、乐”。“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还有诗与乐是相关的，目的是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注重仪节。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是最美的。 所以受儒家教育熏陶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上都是善的。“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
“兴于诗”为文学艺术的情感启蒙。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诗是成就人格教育的形象化，感情化的教材，是文明人化成自我的基础途径。“兴于诗”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艺术所赋予的形象，自由地作更为广泛的联想，使个人在情感心理上受到感染和教育。小孩为学初期，难以理解枯燥、抽象的道德观念和严守复杂、烦人的礼仪规则，所以适合以生动感人而富于音韵的诗去潜移默化，让他在不知觉中有了“好善恶恶”的道德感情。“立于礼”为举止行为的艺术化和规范化。朱熹称：“礼者，履也”，礼是可以通过语默静动、实践操练中操作，打下善的楷模，储成善的本能，达成仪表美，风度美，行为美和人格美。人之立，有身命之立，有人品之立。立身是初步之功，立人品才是生命价值的昭显。由卓然而立再进，便是“成于乐”。“成于乐”是通过乐的熏陶和感化，成就与天地同和的人格本体境界，也是化育之道的最后一步。孔安国注“乐所以成性”，指出乐能改变人的性情，感发人的心灵，使人自觉地接受和实行仁道。生命的完成，必须“才、情、气”与“心、性、理”融通和一，无分无对；到得生命顺于阴阳、和于道德之时，才是孔子所谓“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诗所以起情，礼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就是孔子代表儒家人文精神造就人格的化育之道。而荀子也认为品德修养的最有效的助力莫过于礼乐了。如此看来我们亟需新时代的“诗教、礼教、乐教”，否则“礼乐文明之邦”之名，情何以堪？ 荀子认为王者应“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也是有着同工异曲之效。儒家伦理重视教化，而凡提到教化，一定是说“礼乐”教化。“荀子说：”礼以别异，乐以合同”，礼的精神要分别上下尊卑长幼先后之序，音乐可以感发人的性情，可以引发人的共鸣，使人的心灵得以沟通，已达到和合融通的效果。礼乐教化，可以造成一个既有条理秩序，又能和谐融通的社会。这就是儒家伦理的社会功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戏”（《论语•述而》）都是基本命题的化育体系和化育步骤。而这套体系与步骤是成就理想化的中华传统人格所必须拥有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之中，有三项是属于道德的实践。
7.1.10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山水之乐是“天人合一”境界的最高体验，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在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儒家也没有把社会生活摈弃。它的最高理想是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儒家对社会持一种积极参与，积极改造的态度，进而回到自然之道。儒家的道除了自然之道，也有强调“人文化成”社会人文因素。他既是儒家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也是儒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思维方式，也代表了人生的追求，精神的境界。“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以这种思维关爱万物、关爱生命，是一种伟大的情感，也是精神境界的追求。人对自然界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有出自生命无私的关怀，而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去控制、统治、占有、主宰，这样才能得到人生的乐趣。以这种思维认识自然界，一个生机勃勃，迁流不息的有机世界。由于人是唯一有道德意识的存在，所以人是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承担者，实现者。只有人可以体天地之心以为心，可以成就自然界的“生生之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所以“天人合一”是在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前提下，主动以人合天，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进化。这是孔子的“以德配天”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伦道德为宇宙本根的呈现，天的德性价值与人的德性价值合一。这时不但天人和合融通，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都可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视人如己，存异求同。由于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的对抗性，也将从“势不两立”而转为“互相承认，互相信任”，相悦以解，相融合和。以西方世界的文化真理永不能化解的问题，从儒家来看，是可以被化解的。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篇》）他把山、水这些自然景物，看作人的某种精神风貌的象征与表现，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生活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人们可以用它来寓意、象征自己的生活，寄托、表达自己的感情。 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去认识万物。大自然是孩子们认识人生，认识世界的最好课堂，也是美的丰富泉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感受大自然蕴藏的美，在绚丽缤纷，多姿多彩，悦耳的大自然声响的氛围中，增加对生活的热爱及对外界的无穷好奇心。大自然是品德教育的泉源，也是美育的广阔天地。自然美不但可以陶冶人们的心性，也可以纯化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开扩他们的胸襟、视野，使他们兴奋，愉快，并从热爱大自然发展出大爱的高尚情感。山水是大地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泉源，对山水的热爱体现了仁者的情怀。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在，在大自然中享受生活，是最大的快乐。现今社会的工业化与都市化，使得现代的人远离了大自然。大自然是生命的循环体，久与大自然接触，可感受生命的韵律，感受到成长的喜悦。与大自然脱节生命变成直线的、平面的延伸，缺乏密度。经常接触大自然的人很容易体验出生命是极可贵的资产。一旦与大自然分离，生命就缺乏了根。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山静水动，阴阳互生，这是儒学中崇高的最佳的境界。在古人的眼中，山水蕴涵着宇宙无限奥秘，是得道，生慧，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和修身养性之处，是吸取天地精华，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处所。
儒学主张的节约俭朴，是传之久远的美德。“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篇》）“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篇》）。节俭是一种美德，是因为它包含了爱惜自然资源，对自然界尊重的意识。人类所需皆由自然界提供，人类不能无限的毫无顾忌的向自然索取。“乐山”与“乐水”是对大自然的敬仰与依恋。财富的增加，科技的发达，让浪费和奢侈的现象更趋严重。一味的向自然界的掠夺，而不知回报的生活方式，最终人类将走向毁灭。回顾及反思儒学中的可贵可贵精神价值，对现代人是一剂治疗“现代病”的精神良药。儒学教育是必须被提倡的。
7.1.11 和的精神
《大学》开宗明义地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平天下”视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修身”、“齐家”，而“修身”、“齐家”的起点是“正心”、“诚意”。实践经验显示社会进步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均在于人。社会的现代化有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不仅在于知识、技能的现代化，而且在于道德、人格、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以知耻求荣教育为起点，培养具有现代道德、现代人格、现代生活方式的现代人，是社会教育的根本职责。 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要从个人修身做起外，《易传》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国家民族发展道路不同，但均可相处于世界大家庭；思想文化、宗教派别百家异说，但所向往的人生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应有广大的包容意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有了“和”才能有生存和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孔子又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的思想。“和”不是“同”，“和”是有原则的。“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世界由此才会有层出不穷的新生事务，才会繁荣发展，而不是停滞不前。“和”与“同”的差异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实行“和而不同”，要坚持三项原则：一是独立思考，独立自主；二是平等待人；三是善于与别人合作共事，做好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这个原则，对于个人、团体、国家，都是适用的。中国现在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强者来说，要承认差别，要尊重别人的价值观，还应该保护并帮助弱者。对于弱者来说，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敢于坚持真理。如果强者接受儒学教育，奉行和而不同，尊重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就会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崇敬，就会自然成为大家拥护的中心。强者如果实行霸权主义，欺负弱者，那么弱者就要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强暴，使强者不能为所欲为。万隆会议的十原则，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都体现了儒家的“和而不同”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对强者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对于弱者也有鼓励作用。维护世界和平，和而不同是非常珍贵的思想资源。
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特别是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人类将自我毁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在商谈和讨论中取得“共识”，这是一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正因为有文化传统上的不同，人类文化才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互补和互动的格局。现在中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通过对话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只要真正认识到“和而不同”的深刻哲理，按照“同归而殊途”的原则追求“天下和平”，就一定能够有效地防止战争，维护和平，弥合分歧，化解冲突，促进繁荣和发展。全球化浪潮让世界联系为一体，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需要合作解决。历史已证明了，人类越文明，战争就越少，文明的前提就是人格教育的实行。“四海之内皆兄弟”，应该少一些冲突和对抗，多一些包容和沟通，共同创造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由人际关系而推及为政，“和”是最普遍的原则及最普遍认同的理念。在2008年的奥运开幕礼上，张艺谋就用了“和”代表中国的文化思想的总和。“礼之用，和为贵”，礼乐文化的功用，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和合精神是儒学对人的生存、意义、可能世界的思考活动。它横摄社会伦理道德、心理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感等。在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中，和合作为以道德性为基础的人文关怀，《二三子》说：“其子随之，通也；昌而和之，和也。曰和同至矣。”（《周易本义•系辞下》）君子的德义，就是和合。“戒事敬合，精白柔和，而不讳贤”（《帛书〈二三子〉释文》）。儒学和合精神是其价值理想，即时宇宙精神，又是道德精神，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冲突的融合而和合精神。

8. 儒学教育的终极目标
西方学者觉得儒家思想是乐观的，因为它肯定了人的“可完善性”。孔子还说了：“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表明了仁不是幻想，它是可以体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东西。孔子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说明了仁是一个无限体证的历程，是一个延续的历程。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儒家的理想之高，与现实的距离而产生的担负感。这一份担当，演化成了儒家人格中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孔子相信，人的问题必须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不是以野蛮的方式来解决。他相信礼有仁的内在根源。从社会的角度而言，礼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仁则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如果只有外在的约束而无内在的自觉，人的行为就成了强制的结果，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只有内在的自觉而无外在的约束，则人人按自己的标准行事，没有了应有的秩序。所以内与外、礼与仁必须统一起来，以礼的准则行仁，以仁的自觉复礼，以中庸的方法，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使仁礼制约，相互辅佐，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
人的生命可以分为感性、知性、德性三层。由感性可以显发美趣，而建立艺术性主体。由知性可以显发认知思辨，而建立思想或知性主题。由德行可以显发善意，而建立道德或德性主体。儒学是一道德主体为中心而开展出来的智慧。道德主体显立后，它的效用在于立己及推爱来表现。践仁，则成德。朱子在《小学集解》中说：“古之小学，敬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亲爱、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在这个基础上，进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理。”（《大学章句》）“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朱子全集》）其主旨在于阐明义理而培养修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还有成人、成己、成物是培养人才的最重要方法和途径。由于道德情怀的无限扩大，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超越形躯的限制，由个体通向群体，化小我为大我。仁教为核心，经过仁教的实践，可以完善自己人格，完善他人人格，完善万物，能够确立人和自然的主体性，实现人类和自然共生、共存的目的。人类的生命世界。是由“知、情、意”所开显的“真、善、美”的世界。而人类的文化，也本是“艺术、科学、道德”交相辉映的大景观。 现在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在我们的时代能不能提供好的哲学教育来培养青年，使他们具备哲学的素养，来了解生命的价值，来欣赏瑰丽堂皇的生命世界。
中国近现代的儒学大师、儒学教育家，马一浮追求的教育，不是中国的现代教育，而是古典式的儒学教育。他认为现代学校教育由于受西方的影响，有着一个根本缺陷，这就是使学术成为获利的工具，它使人沉溺于世俗社会和现象世界，导致人性的堕落。由此，马一浮坚决主张教育以“复性”为宗旨。马一浮笃信孟子的人性本善。人生来本具有恻隐、辞让、羞耻、是非之心。而人之所以有善有恶，都为习所凿，复其性则同然矣。所以他在心性问题上，又十分重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为此，他把其创办书院的培养目标规定为：“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马一浮一生把弘扬儒学视为己任，因而他办学自然要确立以儒学为教育内容。他认为，中国儒学绝非封建社会之糟粕，乃人类思想之精粹。圣贤一流，实有其人。性德发露，确有其事。基于这种认识，他坚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现代学校废除六经。早在1912年，他就反对蔡元培废除六经的主张，并力主学校恢复读经科。马一浮用“因材施教，随机指点”的教育原则，去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关怀学生的身心健康，确是卓有成效的。
8.1 何谓教育？
教育是一种有意影响。“教育本身是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令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而教师这棵树要动摇的要不是一棵树，而是几十棵树。唤醒的不是一个灵魂，而是超过几十个的灵魂。教育之所以为教育就是在于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教师要不断‘唤醒’学生，使学生一直处于一种文化‘激活’及开放状态。教育的意图概念强调教育具有完成某一特定任务的意图，意向性。而教育的效果概念对教师而言意味着重大的责任，教师的责任不是“教了吗？”而是“教好了吗？”。“教”即意味着“教好”。 夸美纽斯说：“教育在发展健全的个人”裴斯泰洛齐主张“教育在使人们的各项能力得到自然的、进步的与均衡的发展”。当代的存在主义教育则坚持认为教育应以个人的“自我完成”为目标。在“教好”的前提下，道德与美学是可达至这个目标的可行方法。人的发展要经过物质状态，审美状态和道德状态三个不同的阶段。人在物质状态中只承受自然的支配，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自然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他控制了这种支配。人的审美心境是自然的赠品，由于自然偶然提供的有利条件，感官与精神，感受力与创造力才幸运地得以均衡发展，这种均衡发展是美的灵魂和人性的条件。 而让刚启蒙的生命个体得到这样的均衡发展是教育的首要目标。
孙志文（Arnold Sprenger）说：“教育是为人的，而非人为教育。在所谓科学时代的今天，每一门课都充满各式的抽象理论，宏伟的设计。敌对学说的针锋相对。专家沾沾自得的发表最新学说的知识。可是关心学生的老师呢？”点出了现代教育的问题与盲点。在我们疲于奔命的在钻研教育理论之时，教育的最基本要素反而被忽略了。道德教育是学校对学生教育的主要任务。对中华民族而言千百年来贯串历史主流的儒学，是教育的主要内容。然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儒学几乎成了保守、落后的代名词。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人们的思想意识无法跟随社会的发展。多元价值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挤破了人们道德的防线，传统的仁、礼、义、智、信、耻在广大民众中严重缺失。社会的负面影响，使学校的道德教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温床。加之学校道德教育和现实生活的脱节，学校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人提倡了“兴儒家道德之风，树文明学生之德”，培养学生和谐的身心，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和自然关系。使学生思想道德潜移默化，树立生活的规范。培养怎样的一代人，学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现代教育同时也主张“人生来是自由的，也生来是社会性的。为了正当地运用他的自由，他需要纪律；为了在社会中生活，他需要德行；为了最充分地发展人的本性，需要有良好的道德的和理智的习惯。” 另一个问题是强调人性的统一性、标准化、用固定的样式去模塑人是现代教育的弊病。在教育领域中教育思想中的主张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教育的实践形态的课堂教学，决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性的掌握知识、发展智力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促成完整的人的生长与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个体生命潜能多方面得以彰显、丰富的过程。”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现代人的生活表现出自由与多元。多元化的生活产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各人有各人的标准，彼此对立，人与人缺乏共识，社会无法凝聚，形成了价值失序，没有了秩序。价值失序在古代中国及古代西方已不是新鲜事，而从历史反思中我们知道面对价值混乱、混淆及瓦解的时代，在重新建立新的价值系统，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及考验。
对于东亚社会，教育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它也有负面的影响，这些地区深受考试制度的影响。为了升学主义而考试，为了考试不及格而自杀，家庭社会的注意力投入考试之中。东亚社会的人民已苦够了，他们知道教育是摆脱穷困的唯一出路，对于他们教育是为了摆脱贫穷，他们根本不在乎生活在什么制度之下，道德良心值多少钱？在只要有钱什么都行的观念下，道德教育的实行，增加了难度。所以《论语》纳入学校课程内，成为大众教育以及大学内必修的科目的提出是有根据的。如今的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走下去，我们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呢？
8.2 儒学教育的宗旨
千百年来贯串中华民族历史主流的儒学，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儒学被放在被怀疑、否定和反对的位置上。纵观学校教育的现状，再加上社会经济的转型，人们的思想意识无法跟随社会的发展。多元价值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挤破了人们道德的防线，传统的仁、礼、义、智、信在广大民众中严重缺失。社会的负面影响，使学校的道德教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温床。 学校道德教育和现实生活的脱节，使学校教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培养怎样的一代人，成为了现今学校面临的严峻挑战。学校以“兴儒家道德之风，树文明学生之德”，采用儒学中“以德业相劝，以过失相规”的德育渗透，汲取儒家道德精髓以呼唤学生生命的情感，培养学生和谐的身心、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和自然关系，是可以使学生思想道德潜移默化，树立生活的规范。
根据论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文化教养，而课程内容则为诗书礼乐。“以礼教中，以乐教和”，为性情之教基本意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人，是最得教育的深旨。“行”是生活教育，从视听言动到起居生活、待人接物，都是行。“行”的意旨，是要陶养君子的人品。忠信是道德的基础。孔子最重视的就是德行。孔子的“仁”的思想本质是“爱人”。让今日没心没肺的孩子学会如何去爱人是教育的前提。孔子的教育伦理核心是‘为人’。为人一方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成为道德的‘个人’，另一方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理想的‘社会人’。孔子强调道德人格应该具备的两种基本素质是仁与义；道德人格应该遵循‘礼’的规范。 仁就是安顿精神生命的安宅，义就是正当的道路，我们的生活行为必须顺着义、顺着事理之宜去做，否则，就会走入歧途。“礼”是一个门，人必须从礼这个门户，才能进到道德价值的世界。有了“仁、义、礼”，就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安顿，使我们有一个生活的规范，有一个安身立命之道。
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之辨上的人文要求，就是自然的人化，不外是由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使本然的我转化为理想的我；群己关系上的群体关怀就是安人，奠基于主体人格境界的提升就是修己。人的内在价值及其本质力量唯有通过人格的完善才能得到展现和确证；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同样以内圣（完美的人格）为其前提。 儒家之学是“生命之学”，“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风教”及“重德，重人”的人文教养是儒家自始至终努力不懈的重点。儒家的个人的修养在于“智、仁、勇”为三种基本的德性。子思说过：“知、仁、用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与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都把“智、仁、勇”看成了通达天下的普遍道德准则。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其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修身就是人文教化的始基。而人的“智仁勇”虽为天赋所得，但如果不通过自觉的存养扩充，则不能显发为道德实践之上。而人将不能成德成善，不能成器成才。在此说明了儒学教育的必要性。在智仁勇三位一体的框架中理解“知”，孔子实际上是讲“圣知”。 “圣知”的目标主要不在于获得具体的知识，而是要实现“闻道”，“达道”，“乐道”的境界。对于孔子“道”是致知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宗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给以“道”很高的评价，提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把道看的比生命还重要，集中体现了孔子对道的执着与向往。
善不是知识，却使人类得以明心见性，超越肢解世界的指示而走向圆融统一的信仰；美不是道德，却能匡正道德的偏颇，让它重新服从于人道主义的希望；善不是功利，却能满足人类的真正渴望：对心灵的渴求。从而获得人生的幸福，达到更高的人生审美境界。道德教育对于人类文明、社会和谐、个人修养、世界幸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的存在是有必要性的。道德教育是学校对学生教育的主要任务。
8.3 德育与现代教育
上面已提过随着外来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社会环境的急剧的转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冲击着优秀的传统的道德和高尚的价值观念。使今天的学生，产生了美丑不辨，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的倾向，道德素质教育出现滑坡的迹象。违纪学生层出不穷，追根究底，就是荣辱观念的缺失和迷失。与历史上的秦桧、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一作比较，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荣辱对成长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家庭教育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有些父母为了生活忙碌，无暇满足孩子亲情的需要，为了弥补陪伴孩子的欠缺，总是在物质上拼命满足孩子的需要，没有顾及孩子思想行为的发展。父母对子女的爱的方向是错误的。亚里斯多德将德行分成了“理智的”即智德和“道德的”即行德或实践德行。智德支配行德。
我们已经知道道德教育本身是何其的重要。对于具有新的美好的品质和迫切要求精神上进一步体提高的道德健康的人，道德教育是必需的。生硬的道德说教或重复人所共知的道德笺言已经不见效了。重要的是要使人由于内心提高的结果而获得坚定的道德观念。精神上的提高的有力因素之一是美感的发展，使人的思想意识高尚起来并得到提高。 现代德育不能单纯的讲道理，它必须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认识事物，欣赏善的事物，既要有理智的满足，又要有情感的愉快，从愉耳悦目，称心快意的享受中受到教育。 儒家也讲究以求道、得道为乐的乐道精神。人总是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人类精神的需要。此外还有如茶道、花道等，它们都可以给人精神的宁静、愉悦的享受。从而使到气质得到陶冶、精神获得提升，情操的超拔。这对于现代人动不动就喊精神空虚是具有疗效的。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的求道、乐道精神，是为了得道后的精神满足。“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下》）就是这种坚持求道的信念与原则的精神。儒学中有有意和有害的两种乐。真正的快乐，包含了丰富的仁义礼乐的内涵，使乐道精神的体现，如符合礼乐的节度，称赞别人的善，结交贤明的朋友。不符礼乐节度，有违仁义廉耻的快乐，是非乐道精神，如以炫耀为乐，以游荡为乐，以狂饮暴食荒淫无度为乐。教导青少年正确的观念是势在必行的。教育应当根据社会的现实把握教育塑造人格中应起的作用。教育要达到的最高目标是能够陶冶人的整个人格，作用于人的整个生命进程。
智德与行德虽有天性的基础，但必须要有后天的教育和习惯的培养使它们的作用得以发挥。他说：“理智和德行是必须经过时间和经验的训练而产生和增长的；道德和德性则是习惯的结果。” 美国心理学家布恩和埃克斯兰德指出要使我们的行为为准则和价值观内化为孩子的孩子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的方法是靠爱也就是情感和习惯。” 这与《论语》是不谋而合的。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无诲乎？”爱他们，能不加以勉强吗？忠于他们能不进行教导吗？就是说，我们不能让孩子贪图安逸，要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对他们负责任，就不能不对他们进行教诲指导。这些都是今天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所应省思的。学生的思想是活的，随外界的影响而变化，当空洞的说教失去效用的时候，儒学中的“以德业相劝，以过失相规，以礼俗相交，以患难相恤”，却能激起学生人性本能转变的欲望。
从育德角度来看，幸福、关怀、公正等等都是人格的组成部分。人要过人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幸福人生。人必须保留生命的鲜活，又追求生命的意义；既讲目的性，又否定虚幻。这种生活是一种驾驭生活的自由形象的获得。故人学基础可以给予道德生活的是一种自由境界。 自由道德和审美德育给人的不是崇高或快感，而是生活的幸福。那是因为人的本能冲动性和感情解放的需要。解放情感对心理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情感有所寄托”的功用。眼界放大了，人生就会变得丰盛富有。这种眼界的解放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觉得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值得活下去。在这个生活方便，比古代舒适的年代，还有许多人嫌生活干燥，烦闷无聊，心灵的蒙蔽，让他们看不到人生世相的美，新鲜与有趣。他们很容易堕落颓丧，因为生命对于他们失去意义和价值。“心”的死亡使他们对人生世相失去了解悟与留恋，因为他们已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去观照事物。正确的教育是使人在丰富华严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
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肯定：儒学等一些“传统的好的方面”是德育教育一部分。周济强调，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就是要使学生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整个教育的最重要的工作。对孩子进行德育教育，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实际，使他们真心实意地能理解、能学习、能提高。

9. 儒学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美国学者德鲁克说：知识的转换已给知识以力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社会，但这种社会必须建立在专业化知识和具有专业知识人才的基础上。李瑞智说：儒家对待知识，意义远不只是知识本身，它包含培养道德，使用权力，治理社会，齐家，修身和净化思想。儒家一向重视教育，追求学问，在培养人的技能的同时，更注重人格的培养。 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对儒学是挑战，也是机遇。知识经济促使儒学的进一步反省，儒家学说内的许多有益因素也可能因经济时代的来临愈加分明，促使儒学向新形态转变。儒学是中国与全球华人切入全球化的文化资源，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有着悠久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的发展凝聚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国的温家宝总理，新加坡的前总理在寻找可以让青少年们向上向善的基础思想文化时，都选择了儒学。李光耀也说过：“在我管理新加坡的经历中……如果大部分新加坡人没有儒学精神，我们很难克服我们的困难和挫折”。儒学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凭借。儒家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民胞物与的伦理观，追求和谐的价值趋向和致思方式，天下一家、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将使“地球村”因儒学的参与更加美好。世界宗教大会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也同意了若人类没有一种伦理的基本共识，人类将走上混乱与专制；若没有全球理论，就不可能有美好的全球秩序。大会所通过的伦理金律也与儒学有关。其一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为人道原则，把人当作人，不作物，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合而言之，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
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儒家伦理，儒家伦理必须参与世界的发展才能得以发展。儒学不应是全球理论的旁观者，而必须是积极的建设者。中国的教育部也已将儒学的可取之处纳入道德教育的课程内是可喜可贺的。在面对廿一世纪，《论语》对于提高全民素质，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仍具旺盛的生命力，将可不断的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意义深远。
当代教育思想提倡“一种人性化的教育，关注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内在的需求，将人性置于比物性更加显要的位置，促使学生自由成长与个性不断的完善。” 现代教育的理想是“尽可能地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机会，让学生更多地体验到被人关注、被人爱护的温暖与幸福，更多地体验到自由探索与成功的快乐和自豪，更多地感受到人心的光明与和熙，感受到仁慈、宽容与敬业的力量。真正良好的教育一定是最具服务精神的教育。 古代的思想教育所提供的恰恰就是这么样的一种教育。
孔子的教育主张对廿一世纪教育有一定的意义。国家是否富强，国民的素质是举足轻重的，而国民素质又与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面对廿一世纪，面向世界，国家必须提高国民的竞争能力，教育在此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孔子在2000多年前提出的开放和普及教育的理论，到今天并没有落后，而且对现代教育还很有意义。不论是香港，台湾，中国，教育都是朝着普及化的方向发展。在儒、道、墨、法四家中，只有儒家，这是彻头彻尾肯定教育的功能和价值，肯定人人受教育的权力，而且有完整的教育制度，合理性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谈到教的方法，孔子最具现实意义的应该是“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举一反三”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学思并重”的教学主张；“知行合一”的教育理论等等，到今天仍然是非常进步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所显示的德量与襟怀，更是教育工作者向往的典范。
9.1 儒家教育观念
儒家传统以教育为专业。孔子的由学而教，他提倡有教无类。他是第一个提倡平民讲学的人，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孔子更终生以教育为职志。在教育孔子的主张是每个人都应该受教育。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孔子是充满理想的教育家。当时孔子处于时代的转折，孔子深深明白人才是国家重要资源，而教育正是培养人才的最重要途径。他主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对教育抱着开放的态度，而且提倡普及教育。孔子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全民的福利与快乐为依归。达到此目的之方法，不是严格执行人为的法令，而是要善于运用视同天道天然法令的良好风俗习惯，能运用得宜的人需具有真正的智慧，学识与同情。治世才子，不需要门第地位与财富，他只需要适当的品格与学识，这是良好教育所能培养的，所以教育应当普及。由此，它对于科学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儒家学者了解这个智识的民主主义，倘使人人都可以受教育，则每个人都能认识真理，只需要教育，经验与才能，增加他的辨识能力，他便可成为贤人。孔子说：“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现代的学者，这是一句很好的训词。孔子的教而无类就为习仁。仁是儒学的核心，在这里重点谈的是儒学的成仁者思想。这需要靠欲成者自己求学。一如论语里说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
孔子学些什么？他学习中国传统典章制度，掌握中国人立国与安身立命的依据。儒家一向都非常着重“安身立命”，所谓“安身立命”就是要对自己有个道德修养上的要求，这样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谐，内外调适，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做人的道理”，这样身才能安，命才能立。至于那些有碍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外在影响，应该排除。要做到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很不容易，但应该是人们努力去追求的，这样自己才可以有个“安身立命”处，其身心内外自然和谐了。然而追求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
9.2 性善论与性恶论
儒家的道德原则是确立在其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但二千多年来，儒家人性论的主流是“性善论”，所以其立论多从正面出发来考察人性。孟子发展了这个人道观，他的儒家人道学最大贡献就是性善说。孟子所说的人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性是尚未成为仁、义、礼、智，但可以成为仁、义、礼、智的先天胚芽，所以人性被孟子称为“端”。孟子的性善说使孔子的“为仁由己”成为一种从人性善推导出来的理论。而对人性阴暗的一面，尽管也有荀子的“性恶论”的揭示，但应该说始终是关注不够的。性善论或性恶论不是科学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西方人与荀子一样，勇敢面对人性恶的一面，在政治上不寄望于统治阶层的道德修养，而讲究权力制衡与体制运作，发展出议会政治，最终建立了今日的民主与法治体制。工商业社会必为法治社会，性恶论是法治的哲学基础，若无恶性，何来恶行？若无恶行，何需刑法？刑法就是制裁恶行的负面列表。 放眼今日工商业社会，人欲横流，以利为先，巧取豪夺，尔虞我诈，何曾见到性善？现今的经济制度，是对自私自利的人性的验证。中国的政治运动，人情尽现，人性毕露，多少人命与冤屈，就是荀子所说的人之性恶。今日社会仍未能体认性恶论的要旨：如果一个人的权力不加以限制，必然滥用权力；如果一个人不受监督，必然任性而为。一个对权力义务缺乏明确规范的体制，是一个诱人滥权的体制；一个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是一个诱人犯罪的体制。这就是一部分人演绎的性恶论的现代意义。但如易中天所说的所谓的人性有恶，就意味着同时还有善。这就还有希望，即可以通过礼乐教化来化性起伪。所以荀子还是站在儒家门内，仍然主张以德治国，只是兼用法治。
对于荀子，君权、礼仪、法度、刑罚，是一个也不能少的。现代社会也是遵循这样的一个法则去运行。这个社会必须从性恶论得到启发，坚定不移的建立健全的法治体制，以法治国，是工商业社会必由之路，是和谐社会必由之路。在法治的基础上去施行德治才可受到实效，而德治才是终极之路，才是治标的方法。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论，虽理论不同，但其教育目的是与孟子的主张有相通之处。荀子论品德的修养的方法，是借助外在的力量，以矫饰人的本性，而陶铸成为理想的人格。孔子以修己和安人为主要内容的人道学说的建立。是儒家人学的诞生的标志。
9.3 自律与他律的力量
用伦理学的术语来说，儒家的道德学说是偏重“自律”，而忽视“他律”。所谓“自律”就是指个体的道德，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他律”就是指社会的道德规范，这包括了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及惩治机制。“他律”强调的是道德责任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本身，而非出于主体自觉的道德意向，因此具有外在的强制性；而“自律”则是“他律”的升华，是一个人对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理性和意志。孟子的“性善论”主要从“自律”出发来谈道德，而荀子的“性恶论”则主要从“他律”出发来谈道德，应该说两者各有其依据，不可偏废。 荀子思想的重要论点是：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人为的表现；因此人应该加强后天的学习，积聚礼仪来改变本性。 他把内容合乎礼仪的文学经典作为人们学习的主要对象。因此荀子非常重视文学，要求人们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君子。
自律力量的培养，须靠道德教育的熏陶，而儒家伦理绝对是一种加强自律的有效教育手段。今天的宗教哲学文化之日走下坡，是因为其传统僵化，未能切合时代。现代人之物质生活虽因科学工艺的发展而进步，却在精神方面感受生命之无意义。年轻一代之纵情于性，借助之于药物，是整个时代的担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造宗教道德观念，对于东西方的伟大传统思想哲学文化之精神体验的深刻反省是走向未来必须经过的重大阶段。而这个阶段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教育。从另一个角度看，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罪恶的源头。现代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人类越是发展，越是文明，战争就越少；社会越进步，越是有文化，犯罪也越少。儒家所讲的“礼”就是强调规则与文明，为人类的竞争，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谐规则。严峻的法律，作为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也只是对个人或群体行为的“他律”约束，而内在的“自律”力量还是缺乏的。
我们在讲要恢复儒学的精华，先辈们努力想建立的儒学的现代意义他们体现了性善论的要旨了吗？净空法师，霍韬晦教授等等坚信人心是可以教化的，人是可以教好的，并努力不懈的推行儒学，取得的不菲的成绩。净空法师提倡的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以儒学开展了最低成本的教化，以庐江的汤池镇为试验，在短短的三个月改善了民风，取得了社会平和、安宁、和谐的效果。使到汤池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示范镇。并在联合国大厅展示教学成果及专题报告，靠的就是自律的培养。净空法师说的对，文化是根，文化就叫灵魂，五千年的文化的屹立不倒靠的是教育。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只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法，是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相反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的成为仁人君子。刑治和法治的结果是人们不敢作恶，礼治和德治的结果是人们不想作恶，两者之间的差别，浅显易见。
如徐洪兴所说的现代儒学必须由德主刑辅转变为法主德，儒家传统的德治观念并不会消亡。道德与法律的作用都是在建立社会规范，两者都服从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它们不是对立而是互补。道德出于自觉自律，是软道理；法律出于条文约束，非遵行不可，是硬道理。在今日既复杂而又高度系统化的工商业社会，道德与法律已经融合一起，难分彼此了。以诚信为例，对传统儒家，诚信是道德，是软道理。但在今日西方工商业先进国家，诚信是硬道理而不是软道理。严格详尽的法律条文对商业行为作出严格规范，如果一个人有不诚信的行为，便无法在商业社会中立足。人们长期生活在法律规范中，积习成性，自觉遵纪守法，真正做到了商鞅所说的「德生于刑」，此时道德与法律、性善与性恶，自诚明与自明诚、内圣外王与外王内圣，难分彼此，浑然一体。今日西方国家的社会建设，已超出传统儒学的水平，儒家不可固步自封，拘泥于传统的性善与性恶、德治与法治之辨。以另一个角度来看今日种种商业舞弊，金融危机的发生的主因就是不诚信，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源头的美国，已证明了法律的约束的局限性，而软道理的苏醒是有必要的。仁义是引导向善的途径，礼乐是防范作恶的辅助品。引导是柔性的，靠得是自觉；而防范是刚性的，靠得是强制。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说：“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都说明了一个人向善并不难，只要丢失的良心找回来就可以了。这也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10. 儒学的经世致用
孔子教育人们做一个积极进取，勇于追求知识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他选择适当的途径去努力，并持之于恒。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力争上游，而要力争上游就是要立下学习的心志。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意思是人的先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天的学习。这句话的重点在后半句，整句话的关键词在一个“习”字，“性”字并不重要，只是“习”字的陪衬，有如绿叶衬托红花。好学是儒学永远的主题。 孔子认为人必须学习，知识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论语•季氏》）。对于“好学”，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论语•雍也》）孔子把学习分为知学、好学及乐学三个层次，并以乐学为最高层次。一个乐于学习的人不会一暴十寒，一定经常文戏，并以此为乐：“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不断的温故就能知新，创新能力不能凭空而来，必须在原有基础上琢磨开拓而来，能做到这样，就可以为师了。学习可以使人获得技能、增广知识、明白事理、陶冶气质、确立人生目标。我们所景仰的圣贤无不敏于学习，勇于实践。
孔子的一生就是遵循这一原则勤奋好学，为人们如何学习树立了榜样。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但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都与他的品格相关。他的优良品德，几千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从中汲取养分，作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
10.1 做学问的学问
真正儒家的理想是发乎情、止乎礼；孔子说：“礼后乎”，孟子则由不忍人之心做起点，感情自然流出，绝对不是要用外在人为的枷锁来剥夺人的幸福和尊严。一个传统久了，理想与现实就会纠缠在一起，有沉淀的渣滓，也有不可磨灭的精神。作为一个以教化为目标的教育我们必须要有抉择的眼光和手段。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蔡元培说一个真正用心做学问的人，就会像孔子一样，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充实，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总觉得有很多知识没有学到，不骄傲自满的积极做学问。学习是一件终生的事情，孔子的一生都在学习，从十五岁立志学习，一直到去世他都孜孜以求。蔡元培认为孔子为学的精神是永远年轻的，因此他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因为他终生不倦地学习，才能时时保持进步的状态，才能达到新的境界。孔子作为学人，有三大特点：好学、博学、活学。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直道而行、安贫乐道、与人为善，是他一生做人的准则。他的名言是“学而不厌，悔人不倦”，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他少年时，“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年长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表明了他的学问做的很活，生活中处处都有学问，跟谁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学活用。（《论语•述而》）；到了老年，仍然“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可谓活到老，学到老。当今的学生已忽略了学习的过程，只求垂手可得，自然无法创新。而许多人更是离开校门后就不再看书学习了，更毋庸说求进步了。
10.2 思与学
孔子说学习与思考并重。“思”是不能被忽略的。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在学与思之间，以学为基础，指出了为学的五个途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思考问题不能只注意一端，必须“扣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学思结合，才能有所成。孔子很重视思考。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说明了我们无论处于任何情况，都要配合思考，孔子已经建立了具有启发作用的教学方式。行为上的思考也不能被忽略，如自省，内省，自讼等，以求进步，无过，无疚。孔子在他长期的学习生涯中为我们总结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奉行终身的。他以身作则所提倡的学风和总结的经验，二千年来，鼓励和鞭策着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积极进取，勇于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追求知识，创造未来的人。智慧加上努力，使孔子不断温故而知新，成为当时最博学及最具创见的人，吸引了数千子弟闻风景从、心悦诚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家学说。历史上，我们有司马迁，范仲淹，鲁迅等。中华民族的刻苦学习，勇攀高峰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必然可以在知识爆炸的新时代产生积极作用。
10.3 问与学
孔子还认为，除了学思结合外，求知识还必须注重“问”。子曰：“疑思问”（《论语•季氏》），还有“每思问”（《论语•八佾》），他不仅重视向有道的人发问，还推崇“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的弟子在求学问上持着“如之何？如之何？”的穷根究底的探究精神。学生不问“如之何？”，他也不知“如之何”才好。《论语》中更记载了孔子的弟子“问仁“、“问礼”、“问知”、“问孝”、“问士”、“问政”、“问君子”、“问成人”等一百多个问题。对于问得好的弟子更加以嘉奖：“大哉问”（《论语•八佾》）、“善哉问”（《论语•颜渊》）。但是，今天这种积极发问的精神，很多时候在东方国家常常不被鼓励，反而西方国家受到重视，这是很可惜的。虽然孔子讲无争，后世儒者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儒学内部的宽容性，不是孔子讲的句句都是真理，孔子允许学生与他讨论或争辩。反观现在我们的学生学而不问，一味的死读书，读死书，缺乏了思考和创新的精神。所以儒学上积极发问的精神是必须恢复的。《论语》的这些良言正可作为新世纪师生的座右铭。
10.4 知识与道德
孔子同时的也认为好学在培养品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论语》强调学习知识，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放在第二位。如果只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而不好学，就会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的弊病。（《论语•阳货》）只知学习而忽略品德培养，结果可能成为受高等教育的伪君子。今天的白领阶级的犯罪率日益上涨，以证明了这个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点可以可作为社会教育的启示。现代教育为了应付新经济时代的挑战，而只注重学业成绩，全面投入数码革命，忙于学习最新事物，而把对人生最重要的品德发展抛诸脑后，对社会影响极为巨大。《论语》中的好学与好德挂钩，是现代人要认真思考的。儒家的道理都是由过去的传统配合现在的经验所体认出来的，不是崇拜的权威或教条，可以更为现代人所接受。
10.5 言与行
在学的的过程中，儒学强调了笃行的精神。学习与实践是并重的。光是学习、思考而没有行动并不是教育的目的。孔子形容颜渊的好学为“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就是道德实践的境界。儒家的理想“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我们把儒家这种思想当作生活的指标，会发现它是充满无穷的动力。它是儒学积极投身现实社会、发愤进取、自强不息追求理想价值实现的精神。《中庸》凸显了自强、刚健的笃行精神“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说明了笃行的知行融合，行是检验学问思辨的尺度，以及事前学问思辨的过程。无“行”学问思辨就不可能取得成效。孔子除了重视认知主体和知识来源的探讨，他也重视行的价值，将求学与行、行与言的一致和融合。“君子不以言举人”（《论语.卫灵公》）孔子看到了知与行，行与言的不一致，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这些精神恰恰是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孔子认为有识之士，不应贪图安逸，而应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者无做事的资格。我们今天的政客，不都是为了争官发财，又有几个是真正为民服务的呢？学校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教育呢？
10.6 义与利
儒学教育人们诚实守信。孔子说：“敬师而信”、“谨而信”（《论语•学而》），“信而成之”（《论语•卫灵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诚信也成了实现中庸之道的最根本条件。“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问政章》），“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自诚章》），形成了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在经济开放的今天，商业竞争益发激烈，商品五光十色，日新月异，崇尚诚信的品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足之本。环顾现在的商业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也只有以诚信立业者，才可以在国际竞争下立于不败之地。儒学也主张见利思义，要我们明辨义利关系。它反对见利忘义，索取不义之财。孔子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因民之利而利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左传》说：“富，人之所欲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都是说人追求财富的欲望会无限扩大，要用道德来加以限制利。在利面前，要自觉主动用义来衡量是否可取，提高拒腐蚀，抗贿赂的能力。长期以来“见利思义”为先贤所重，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美德。当前我们面对了一次次的竞争、选择和考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们会面对更多对金钱与利益的引诱。从国家到社会实体，从家庭到个人，都必须既讲“利”，又讲“义”，做到先义后利，义利兼顾，而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如果人人奉行儒学，我想经济风暴是不会发生的，而贿赂、贪庄枉法、中饱私囊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10.7 文化艺术与道德
《论语•雍也》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着”；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语类》卷24），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感情得知觉要求及满足，而达到了人生的至高境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艺术，不是纯粹以形式自足，而是载负着深沉的人生宇宙意识及使命感，执着于“为人生”的艺术。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道德，也不是如康德所指的“先验理性”或“道德律令”决定的意志自觉。它是融合在具体的人伦情境里，由具体细微的“语默动静”来实践与体验人生的规范；对理性的认同或自律不是其最高境界，而是通过艺术化的中介，化外在的社会的规范为内在的个体的自觉与满足，达到人生言语举止的艺术化与规范化，“从心所欲不逾矩”，终至“与天地浑然同体”。“善”必须以“乐”为内在体验，在艺术中追求的是人格的道德境界，在道德中追求的是人格的艺术境界。道德与艺术的融合，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德育品格。
艺术的人生化、道德化，道德和哲学的艺术化、审美化，都表明了中华文化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德育与美育精神。以儒学建设中国的精神文明，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基础。为何我们应放弃这些美丽而美好的的东西，而把原本最简单而最根本的东西复杂化让我们的下一代的心灵被污染，没有得到好好的教化。人类文化的基要在于知识之真即科学技术、性灵之美即文学艺术、行为之善即道德宗教及处事之宜即民主法治。教育是教化的最直接方法。儒家顺“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思路，建立由内向外感通的通道。一方面谨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一方面发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以做到“为人以善”、“遂人之愿”的恕道，比西方的“己所欲，施于人”更为王道，更完善。

11. 儒学的教导与学习
丁家桐在叙述德育的功能与实施途径中认为“我们的德育不能依靠压服，不能依靠大呼隆地喊口号。我们主张从提高认识入手来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我们強调帮助学生在建立高尚道德情操的过程中，形成道德情感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在德育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看到美的典型和美的境界陶冶作用和它的诱导力量”。 他的陶冶论在美育功能上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育德的功能的存在及对人格精神塑造的意义的存在。
今日的德育不能只是像孔子那样把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手段，是必须把对道德的修养，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素质，一种能力，一种创造客观世界和完善自身的价值定向来培养，使人能真正‘按照美与善的规律来建造’世界。中华文化，儒学在历史上，在当今国学中，具有其重要地位，历史必然有其选择的必然。儒学不断在发展，不断的在完善自己，每一次完善，都是一次升华。儒学为主，百家经典为辅，不要分散，也不能只择其一，否则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儒学强调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是有其重要意义和合理性的。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光靠外在强制是不行的，它需要主体内在意志的自觉。尤其是现代教育讲究是自由与个体。
11.1 儒学教材
现在中国的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都保留着许多经典的儒家选文。深入领会选文所揭示的儒家思想，首先是“仁爱”之心，以民为本的“性本善”论，启发学生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平共处，宽容谦让。尊重人的存在价值和道德意义，不要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忘掉了人性的尊严。其次是儒家的“君子”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学生，也应该多作换位思考，那么矛盾就会化解，恩怨就会消除，彼此就会和睦相处，伸出友谊之手，相互帮助，共同进取。再其次，儒家的伦理道德，学了《陈太丘与友期》，强调人与人之间、父子、妯娌、兄弟之间应以礼相待，相互谦让。工厂、学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促使学生珍惜和睦的家庭，和谐的邻里关系，友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构建整个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老师可以要求学生反复诵唱这些文章，让其成为学生的顺口溜，既使校园充满一种文学的气息，又使学生陶醉于一种生活规范的驯化之中，不断自立。
面对教育不断的改革，充分发掘语文及道德教育中的儒学根基，采用“汲取兴儒家道德精髓，渗透语文学科教育”，以儒学中“以德业相劝，以过失相规”来规范学生的思想道德，呼唤学生生命的情感，为语文教育中的思想德育教育架设了一个新的平台。孔子认为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个人如此，社会也如此，物质生活与文化涵养相谐和的社会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当代社会的目标。一个人兼备了质（真性情、真情实感）、文（礼）的统一，就是君子了。无可否认的孔子关于君子的思想品质的言论对于后世人的精神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时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对于正在确立自己精神世界的学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学生不曾读过动人心弦、激荡心潮的书；不曾从书中广泛吸取人类智慧和精神力量；不曾从书中得到一种雄浑博大是崇高旗帜的感染，很难会得到智力和精神上的和谐的发展。提倡儒学对充实、丰富、纯洁学生的内心世界，树立文明之德，是有益而无一害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认识到无助者自助，人的幸福观，价值观历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只有当它象细胞一样分裂开来，在扩张感染着身边的人的时候，才会得到最大的幸福，也就是说，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幸福。
11.2 教师的责任
教师作为教育最前线的影响者，对人格的形成及培育最具影响力。教育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功能，所以古往至今，想要转播学说于后世，莫不将教育为手段。而从事教育工作者莫不乐在其中。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热爱教育亦为所有教师所必备的。所有在对人格美的教育作用也首先聚焦在教师的人格作用上。杨斌认为：“教师要充分考虑到自身人格对学生的影响，并作为教育和熏陶学生的一种手段。”“教师的美的人格就是要具有高尚的师德。” 教师不单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道德的模范与道德的传授者。除了对知识的严谨，对事业的追求也要有顽強进取的精神和注意日常生活中言行举止对学生的影响。“教师的美的人格也体现在对教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对真、善、美的由衷景仰，对假、丑、恶的愤怒鞭挞，都可折射出人格美的光辉，给学生以強烈的感染。” 兰国强则认为除了师德外，教师对职业的热爱及教学中对学生的道德情感，师生关系中的教师爱的科学性也具有审美价值。师生双方对对方的人格美都会作出良性的反应。
教师将道德文化传授给学生，诱发学生的道德潜能最终形成德育对象的一定道德修养的能力。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当一个好老师是以自身道德的、人格的、形象的力量通过示范的方式直接的影响学生。所以教师的形象美是必要的，以充分促成学生的榜样学习。“师者，人之模范也”，师表美是可以改善及提高道德教育的效能的。乌申斯基说：教师的道德个性是任何的教科书，任何的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也就是说，要帮助学生塑造美的人格，教师的道德人格形象也必须是美的。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因为才德不符者，不仅不能尽为人师表的责任，而且还会误人子弟。以上所述都说明了教师对道德培养的重要性。教师在教育领域中是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重要的。师德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是为人师表者必须三思的。教师的努力，激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欲，唤起了他们向往真理，追求“真、美、善”的渴望。在教学过程中师生的情感交流，知识美感的交流，以知识作为中介，达至双方感情的沟通，及密切的师生关系。双方自然萌发的相互理解、热爱、信任的情感强化了对知识的兴趣，产生“爱屋及乌”的教学的良性循环的效果。
11.3 学校的责任
学校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前人的心血，都蕴蓄着发芽长枝开花结果的潜力。在校园里，有生命与生命的照面，有心灵与心灵的感通。今古交汇，上下同流。没有前人的型范，何来流风余韵？没有后学的续踵，何来慧命相继？如果教育无法让青年打开心灵之门，透显生命之真，又将如何使他“恻然有所觉，揭然有所存”（《诸葛亮语》）？如果受教育的青年，心麻木而无所觉，志昏昧而无所存，则有何事乎教育？教育最大之能事，在于诱导青年自动自发地求真、求善、求美；自律自由地成长、提升、发展；自立自主地发挥才识智能，来为社会国家开创新机。青年们必须要有开放与凝聚的心灵。所谓中流砥柱，没有真性情、真信念、真向往，如何能矗立中流？没有大器识、大智慧、大心力，又如何能成为国家社会的柱石？
几千年来，由儒学主导的中国传统教育，启发了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聪明才智，也陶冶了子子孙孙的人格性情；培养了其千千万万人类历史上一流的人才，创发了世界上极为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文化。很可惜的是在今天不论是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为主的国家传统教育可说是若存若亡了。传统教育注重人文的教养，重视品格的锻炼。人的品格是需要锻炼的。不经过千锤百炼，是不能成为一个坚实的人才的。知识性的教育，只能满足“知”的条件。情感的润泽调适，意志力的锻炼培养已被遗忘。我们的青少年，普遍地不耐烦接受锻炼，甚至连一句稍微重一点的教训都经不起。父母师长说他几句，他马上就起反感，说你找他麻烦。这种心态就是所谓“不服善，不受教”。这种人器量这么浅，这么小，怎么能够成才呢？我们青少年的问题日益严重，主要就是欠缺性情教育，因而形成情感失调，身心不能平衡，没有意志力导向，面对问题时，只会直接反应或盲目冲动。这正是我们只知道推行知识性教育，而忽略人文教养的结果。由此可见偏重知识的现代教育，是不够完整的教育。学校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负责教育的人，能否在知识传授以外，也重视文化教育的意义，是现代教育的重大挑战。
总括而论，教育者与受教者都必须直立于民族和生命之上，来显发愤悱敦笃的真性情，直接从民族文化生命起大信，以振发弘毅的志气，确立守死善道的真信念。依于真性情和真信念而通观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以开显其未来的方向和途径，这才是真向往。而器识和智慧的培养，则是教育越知识层面而上之、而显发出来的人文功能。 在这个全球化、国与国的界限越来越含糊的时代，这个信念益发重要。教育的改革应更加的重视人文与道德培养。当今的科学主义及自我中心主义是人类的最大的危机，而消除危机就必须靠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培养成为了现代教育的至大目标。
11.4 现代化的教学方法
对于青少年的儒学教育我们必须对儒学的内容采取现代的诠释，对儒学概念的去芜存菁，去除陈旧的封建观念如愚忠、愚孝、重男轻女等，又以适合现代社会的观点诠释五论关系，也同时照顾青少年的心理需求。课程必须以现代语言方式呈现，教材以现代语言编写及多元化，表达形式能符合现代教学原理，及以适应学生语文水平为根源。教学方法必须采用新颖而多样化的教学法。打破传统只靠单一课本讲授的古老方法，代之以多样化，注重启发、思考、问答、讨论等活动。利用故事、诗歌、实例、生活事件等，以激发及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道德思想。学校道德的课程，可适当的加入儒学价值观，基于宗教因素，可以不必标明是儒家，而须以儒家精神为核心。学校里可设立课外儒学进修课程，转达做人道理、包容、爱护他人等儒学概念。华人社团、宗乡会馆或文教机构团体可主办系列的儒学专题讲座，以宣扬优良的儒家观念。教师团体可编制以电脑新科技教学，或以连环图编成的儒家教材，以适应新时代学生的兴趣。
儒学要现代化，我们不只要用西方概念来解释儒家的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必须使儒学在现代显发出“活”的意义，以表现真实的作用和价值。儒学必须通过现代语言把儒学的思想和智慧阐述及显发出来，使它能成为现代人所了解，而进入到人的生命之中，以表现它“本有所含”的活活泼泼的功能与作用。于丹的尝试是值得鼓舞的，虽然还有许多的人不认同她的作法，或认为她在儒学的造诣不够深，但把儒学简单化，大众化才是把儒学普及化的方法。现代人人忙于竞争的时代，要深研的学问太多了。以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让儒学进入人的生命中是我们应走的方向。还有我们必须对儒学作批判性的反省，不但要重新认识和发挥它的优点长处，弥补它的短处和不足，以求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这才是儒学现代化更为积极的意义。上面说过的儒学上许多美德都有现实意义，给人以教育和启示。《论语》在新世纪在建设人文主义及现代化上，对于提高全民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作用，使非常显著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12. 结论
儒学今日所面对的挑战，正好像宋代儒家面对佛学的危机，中华民族必须要重新恢复自己的智慧，以消融新时代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才能得以完成自我的扩大。儒学要有一个真正光辉的未来还要待我们奋发，我们必须掌握传统固有的慧识，加强与西方的交流，努力地在儒学的园地上多做一点实际的工作。儒家以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因为儒学体现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世俗性的价值，而是神圣性的价值；儒学不是一般世俗的学问，而是具有宗教性的学问，因而儒学集中体现了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能够给中国人的生命存在提供意义与安顿。
现代新儒学的挑战是如何促进民主的落实，同时维护儒家仁道的理想与生生不已的精神于不堕，而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儒家和基督教这两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就是如何更新自己的生命来应付时代的挑战。面向廿一世纪的这个时代不该是个拼个你死我活或尝试摧毁异己的时代，而应该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良性竞争、寻求自我扩大，共存共荣的时代。儒学必须一方面与时推移，吸收西方哲学的智睿，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入现代的阵容；另一方面又要保留传统儒家哲学的智慧，给以崭新的诠释，对儒学现代化采取批评的态度，指出其偏向及不足之处，不盲从跟风。尽可能做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结合，虽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开阔视野上，我们需要吸收西方分析哲学的技巧，解释学的睿识，增益其所不能，开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未来的世界并不可能发展成一个无差别的统一世界，东西方的交流会更加的剧烈，每一个文化都必须由它自己的角度去吸收它所需的营养，不断地作智慧的抉择，来充实自己的生命。当务之急是要通过东西方的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传统的优点和缺点，尽量吸收西方的长处，在和平竞争中不断往前进步。这一切要靠年轻的一代，而如何使年轻的一代肩负起这个责任，则是教育的工作了。正确的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培养和实践形成的。年轻的一代的道德培养是不可或缺的。基于对真实人性的信念，完善的教育，美与真的人文，终必能使儒家居仁由义的人文关怀会以现代的形式再现。人类的永续发展也可以豁然明朗。
如何维持社会稳定，生存和延续，从远古到现代都是人类的难题。尤其现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难困境。中国儒学重人轻法，现在受西方的影响而以法治为主。在这个颠覆的时代，百病丛生的年代，社会是否可以吸收儒家传统强调建立人性以稳定社会的想法，重情感、修养、家庭价值、主体间性以作出转化性的创造？这些都是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唯有儒家能包容百家。只有儒学一直到明朝的时候还在发展。儒学之初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几千年来，儒学伦理学与政治学支撑了整个中华国家与社会。杜维明的观点：“到今天，我认为儒学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最有价值，仍然可以和现代文明的最新哲学成果相结合。”是可以深思的。
在此为本文总结儒学在历代儒家的不断努力下，丰富发展，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于教育、伦理、科学、文化诸方面都是有借鉴作用的，甚至有指导意义，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是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儒学流传数千年，远播国外，这一事实说明儒学的基本精神具有普遍价值。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值得研究、挖掘、弘扬，需要继承、阐释、创新。愿儒学在国内外学者的努力下，更加辉煌，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给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